人，罪无可恕，判斩刑。这妇人或许是听到了消息，心痛儿子，才这个样子。”
杜中宵沉默了一会，才道：“可怜，陶十七年纪还小，终究是不能法外开恩，留他一命。你找几个老成的妇人，看住谭二娘，不要寻了短见。等到她平静下来，寻个好人改嫁了，重新活过吧。”
金书召应诺。陶十七闹得太大，除此之外也没有什么办法。
看着远处马蒙的庄子，杜中宵沉声道：“知道是马蒙这厮谋财害命，可没有真凭实据，到底处置不了他。这厮也是硬朗，在牢里关了这许多日子，硬是没咬出其他案子来，好好回到家里。唉，等这周围的田地开垦起来，有了人家，总能慢慢掘他老底。若是苍天垂怜，这厮早些露出马脚，处置了让陶十七走得心安。那孩子在我面前犯案，不处置马蒙，总觉得亏欠了他。”
金书召点头称是。他在地方为吏多年，这种事情见得多了，倒不像杜中宵那样感慨太深。地方上公吏和势力人家勾结，积弊太深，这种案子几乎各地都有，大家已经见怪不怪。
这个年代对地方的治理方式，赋税制度，很容易造成两个极端。所谓的上等户，如果有钱无势，一旦在应里正衙前之役时运气不好，比如里正的灾年收不上税，衙前押运官物损失，就会被官府强行用家产赔偿，败落下来。那些有钱有势的势力人家，则可以利用当差的机会，把损失转稼到其他人家的头上，趁机兼并。自西北战起，民间的负担加重，这十几年间还保持家产不败落的，没有一个好相与的。
这跟后世的士绅不一样，官户是不应里正衙前这些重役的，而且随着官品有一定的免役员额，不是兼并的主力。反而是像马蒙这种人家，黑白两道精熟，最有机会。越是社会败落，他们的家业便越是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在临颖，跟县衙公人勾结的吴家也是如此。一旦杜中宵考上进士，不用官府使用手段对付他们，只是让吴家正常应重役，家业便就迅速破败。
对于里正衙前重役，官员和社会上怨言极大，已经到了不改不行的地步。这不是因为官员们都是小地主，对小地主阶级感同身受，这时候的人没有那么深的阶级感情。而是因为这两种重役，害得破产的恰恰是遵纪守法的人家，违法乱纪的势力人家反而能扛过去。
这一带只有马蒙一个庄子，杜中宵实际废掉了他们里正和衙前的重役，改用金书召这个有编制的公人管理，试探性的改革。从小处着手，一点一点总结改革的经验。
被几个妇人从地上拉起来，看着马蒙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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