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排，实在让人高兴不起来。一下子来了这么多高官大臣，还要军校互换教官、学员，能是什么喜事？
杜中宵为人不跋扈，但以节度使为一路之帅，什么事情都是自己说了算，已经习惯了无拘无束。一下了来了这么多人，日子可没那么舒服了。
现在有了铁路，千里之遥也不过一两天的功夫，京城的官员慢慢养成了到处跑的习惯。最开始的时候是三司为主的少数几个衙门这么做，很快其他衙门学会了。地方有大案疑案，审刑院和大理寺开始派人出去监审，不再只靠公文。御史台得了消息，有时会主动派官员下去查探，不再只是靠奏章吓人。枢密院更是跑得勤快，动为动派人到边路，说是了解边情。
朝廷的官员跑得勤快，地方主官的职权就或多或少地被剥夺，暗自腹诽，只是不敢说出来。宋朝是高度集权，几乎全部权力都集中于朝廷，地方官没有资本抗衡。州作为从藩镇变过来的完全行政层级，主官不过是知军州事，名义上是朝廷的派出官员。在地方上说一不二，但一面对朝中衙门，只能言听计从。
京城衙门的一个小吏，都能让一地主官吃不了兜着走。他们到地方频繁，不可避免的，就发生干涉地方事务，索贿受贿，诸多乱象不一而足。今年朝廷中争得厉害，要求限制京城衙门派人到地方，只是各方互斗，还没有结果出来。
到河曲路来的这些人更不得了，是得圣旨，拿着枢密宣命，由枢密使亲自带队来的，其中好几位官员的官职都比杜中宵高。来了这么一群人，杜中宵还怎么管理河曲路？
把公文随手丢在案上，杜中宵想了一会，轻轻摇了摇头。
来这么多人，最可能的，是朝廷里的大臣们被这次演武结果刺激了。杜中宵不知道京城中的军校是怎么办的，也不会有人来向他报告，现在想来，跟自己当年在随州的时候只怕许多地方不一样。
想想也是，自己当年在随州训练营田厢军，没钱没装备，还没有编制，一切都土里土气的。军官大部分都是假、摄官，连个编制都没有，俸禄是营田务发的，并不按朝廷的标准。所谓教材，都是一群没什么文化的武将，甚至是士兵，边学边练凑出来的。教材里用语粗俗，好听是简洁明白，不好听就是乡村俗语。编制是学习演练中一点一点试，最后摸索出来，也没个历史来历，没个上层顶层设计。
这些用来教学，在朝廷一众大官眼中，如何看得上？从翰林学士，到馆阁里的学士们，哪个不是学富五车，上知天文下晓地理，怎么能看上这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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