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敢。
或者说，他们骂归骂，但还是要为朝廷办事。
若是造反，都不用皇帝出马，他们自己内部，就会先将这个人拍死。
文官死谏，拿名分来要挟，就是他们唯一能做的事情。
但皇帝对他们要打要杀，又十分容易。
后世有学者评论说，华夏古代没有西方那种掌权的宗教，但儒家又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西方宗教的作用。
西方的君主，需要尊崇或者信仰上帝，信仰宗教。
而华夏的皇帝，则需要礼敬孔圣人，推崇儒家。
本质上，这也是一种神权。
而君权和神权的关系，则构成了整个统治的基础。
说白了，就是神权使君权得以神化，并为政权的合理合法提供神秘主义的解释。
君权为神权提供政治上的庇佑，并对神权在政策上给予支持和保护。
君权神授，奉天承运。
儒家本质上也是一种“神权”。
只不过，不像西方有“教皇”这种人间代表，儒家只有死去的圣人，只有一个“大义”的牌位。
如此一来，也决定了儒家会始终屈于君权之下，为君权所用。
当然，两者之间，处理的事情，又有些不同。
在世俗事务上，天子乾纲独断，儒家的臣子，很难做出任何有效的干涉。
但一旦涉及到“神”的部分，也就是名教大义，他们就都站出来了。
比如说，嘉靖时期的大礼议之争。
在后人看来，满朝大臣为了皇帝父母是谁，争了三年，将朝政国事都丢在一边，简直是无法理喻。
但在那些信奉名教的儒家读书人眼中，这是名教大义，是皇统之争，比任何事都重要。
本质上，这就是君权与神权的较量。
因为礼仪之事，权力一向是归于儒家，归于名教的，帝王很少会去做改变。
大多数时候，也没有动力去变。
反正就是一个形式，一种礼节而已。
并不涉及帝王的实际利益，反而对其利益有维护巩固的作用。
因而当嘉靖因情形特殊，插手进去的时候，双方就产生了激烈的矛盾。
反过来说，如果不是“礼”上的争夺，而是世俗的一般事务，哪怕嘉靖决定动员大明的所有军队，发动一场前所未有的对外战争，他都可以轻易的决定。
大臣，尤其是信奉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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