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掀起了“安史之乱”，从而导致唐朝迅速从“全盛”走向没落。
唐玄宗奔蜀，因追思张九龄的卓见而痛悔不已，遣使至曲江祭张九龄，追赠其为司徒。
初唐以来，文学变革的主要力量来自一群社会地位不高的文人，但不可否认，他们的成功同某些具有远见的权势人物的支持有一定关系。
如高宗的股肱重臣薛元超，曾举荐杨炯为崇文馆学士，杨以“薛令公朝右文宗，托末契而推一变”之语，称颂薛氏对他们的文学事业所起的作用，四杰因此能在一时间造成很大势头。
四杰、陈子昂之后，到了中宗神龙、景龙年间，应制之风大盛，诗坛有故态复萌的趋势。
在开元前期，身兼执宰大臣和作家双重身份的张说、张九龄对扭转这一趋势起了重要作用。
他们的诗，虽因地位关系不免常常作出努力报效君主的表述，但内中同时也包涵了积极求取自我人生价值的热情，因而能脱出徒为虚饰的宫廷文学陈习，具有感人的生气。
他们作出的表率和对众多优秀诗人的奖拔，使得唐诗的变革和发展得到有力的延续和推进。
张九龄七岁知属文，有文名，张说称他“后出词人之冠”，有诗《感遇》12首，名列《唐诗三百首》第一首，和陈子昂的《感遇》38首相提并论，其中“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一联，更是他高洁情操的写照。
另外，张九龄的五言律诗情致深婉，如：《望月怀远》一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唱绝千古，可以说，他是张说之后又一个既有权位又受人钦慕的文坛宗匠。
《大明第一臣》
张九龄的诗文创作在精神上和张说有一脉相承之处，他高度评价张说以王霸之气充实诗文，在他的诗里，也不时可以读到“中览霸王说，上徼明主恩”，“弱岁读群史，抗迹追古人，被褐有怀玉，佩印从负薪”之类的句子。
但是，和张说的诗歌重在讴歌功业抱负不同，张九龄的诗歌更多地表现在穷达进退中保持高洁操守的人格理想。
在遭李林甫排挤罢相后，这种态度尤其鲜明，他一方面希望切入社会政治，追求经国之大业和不朽之盛举，另一方面又力图持超越态度，把“仕”和“隐”这一对矛盾和谐地统一起来，不愿为追求功业而屈己媚世。
这种进退裕如的生活追求，在当时是很有代表性的，其中包涵以主动姿态设计自我人生道路的欲望，而功名事业和自由人生，也正是盛唐诗的两条主要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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