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出租车回公寓的路上，我说：“高老板，多久没做过饭了？”高雄奇怪地问什么意思，我说你那碗鸡蛋热汤面做得太差劲，明显是火头太大，鸡蛋全都碎了，面条又煮得太久，已经看不出形状，让人家怎么吃。
“那你怎么不做？”高雄拿眼瞪着我。聊起段伯的事，我不住地感叹，说之前还以为段伯要落虫降的是他喜欢的老女人，没想到居然是养女。
高雄说：“世界上最复杂的，不是钟表机器，不是宇宙万物，更不是什么数学题，而是他妈的人心！你再聪明，也永远猜不出一个人到底在想些什么……”他把头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似乎只是在自言自语。
这桩生意到此应该结束了，按理说，段伯的养女是个聪明人，应该能怀疑到我有可能与这次虫降事件有关，但可能是她看到养父放弃自己，心里高兴，为了不节外生枝，于是就什么都不想追究，而是能越快离开这里越好。对我来说也是个放松的事，但却丝毫没法松口气。连续好几天，我没事就跟高雄谈这个事，到底谁对谁错，高雄的性格已经够豁达，却都对段伯的养女颇为不满，觉得她只是尽到了法律上的义务，而完全忘记人情上的义务，要是钱能代替亲情，还是那句话，谁都不用生孩子，直接攒钱到时候进养老院就行。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时不时地会给段伯打个电话，问问他的情况。他说话听起来倒是没什么，好像已经走出那个阴影，语调比较平淡。有时候，我跟徐先生见面的时候会假装无意问起段伯有没有发财，因为从我手里请过佛牌。徐先生笑着说没肯定没发，不然他还会留在公司当校对员吗，每天还是按部就班地上班和下班，跟以前没任何区别。
那天跟段伯通话的时候，我能听出他话语中有喜悦，问是不是有什么高兴事，段伯告诉我：“今天是我女儿在英国和保罗结婚的日子。”我大惊，说这么大的事，你女儿怎么都不让你出席，是嫌你丢人吗？
“那倒不是，”段伯说，“可能是因为我生过气，怕我在婚礼上说出她是我养女的事吧，毕竟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我说人家外国人可没中国人这么小心眼，养女怎么了，也没比亲生的低一头。段伯说没关系，她说会给我寄婚礼的光盘过来。
大概过了半个来月，我问段伯是否有光盘寄到，他随口说有，也没什么可看的。我很奇怪，心想这个养女是段伯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不可能这么觉得，就提出想过去看看。段伯不同意，他越这样我就越要看，段伯无奈只好同意。
买了些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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