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品德和勤奋、刻苦、勇敢、向上的素质。
老三届中很多人在经历“文革”，及以后上山下乡的种种人生困厄和磨难时，能够以坚忍的意志和互相扶助的精神，与命运抗争而不甘沉沦，与他们受到的教育是有很大关系的。
另外，17年教育关于集体主义的宣传，是与对青年个性的压抑联系在一起的。在革命理想主义化身的**身上，突出宣传的是“甘做革命螺丝钉“的思想。
从本意上说，把个人比作社会这架大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立足于本职工作，努力为人民多做贡献，是没有什么值得非议的。但把它加以极端化的导向，则使事物超越了“度”而变质。
当年风行一时的名言“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集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便是扭曲个人与集体关系的一个“杰作”。
而“文革”中倡导的“我是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的口号，则是“螺丝钉”口号的发展。
这类宣传所塑造的心理状态是：只要于社会有利，哪怕是些微的利益，个人付出再大的牺牲也在所不辞。
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一切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的言行，都被等同于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一般还要在前面冠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定语)的表现。而这种偏见，却是当年老三届学生的共识。
系统的文化科学知识学习，为他们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功底，七七年高考录取的大部分就是这些人，看来，“老三届”不是白叫的。
临近高考，妈妈和桂金每天都熬到夜里十二点。早晨五点多就起来背政治和文言文，俩人有空就在一起学习。
妈妈还好些，文言文功底深。桂金就惨了，她就学于文革期间，教材中根本就没有文言文，靠临时抱佛脚的死记硬背，只能是事倍功半，文言文可不是一天的功夫。
悠悠跟着她们，倒是背了不少的文言文。后世的教材里，文言文占的比重很少，只是达到个了解的程度。
桂金羡慕的说：“看来教育还得从孩子抓起，悠悠这么小，背起东西来，又快又好。”
悠悠一激动，就没把握住，把“三字经”和“弟子规”背了出来，这是她在后世背得最熟的两大传统读物，是自己整个儿童时期的骄傲。
桂金不明白，可是爸妈知道。爸爸拉着她往外走：“悠悠，你上外面玩去，别耽误你老师学习。”
到了旁边的屋子，就急切的问道：“悠悠，你跟谁学的《三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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