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最大的原因。
研发是需要大量成本的，研发出来的东西能不能赚到钱，都是一件未知的事情。
但是，随手拿来已知的能够赚钱的东西来模仿生产，生产出来的东西，成本自然要低，那么，他们就能够快速占领市场，根本就不会去管这个东西是否享有专利权。
就是这样的一种想法，让中国在后世高尖端以及专利权的归属问题上吃了大亏，甚至是在付出了血淋淋的代价以后，才明白专利的重要性。
李忠信记得很清楚，后世时候，家里面的亲属患上了肺癌。
检查出来是肺癌的时候，就已经是肺癌晚期了。
这个时候呢！亲属在主治医生的商量下，开始了靶向治疗。
肺癌的靶向治疗药物的第一代叫做易瑞沙，这个东西是西方发达国家研发出来的药品，在国际市场上，中国人要购买到正版的易瑞沙要几万元钱一盒，而印度版的易瑞沙，在印度那边才卖几百元钱一盒。
中国人想要吃到这样的药物，基本上都是花最贵的钱来进行购买，或者是到印度那边购买。
这个事情的最大的原因就是，中国在那个时候对于专利法的认识不够，没有购买这种药品的专利使用权，而且，中国还不会像印度那样，搞什么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即在特殊情况下，可以不经专利权人的同意，由政府授予、许可其他企业使用某项专利。
换句话说，当穷人买不起高价的专利药时，无论专利保护期是否结束，印度都允许该药品直接被仿制。
印度政府这样做是为了打破欧美制药垄断，为穷人做救命药，但这其实是一种无视药品知识产权的行为，背后奉行的是“我穷所以我有理，你有钱所以你该让我仿制”的强盗逻辑。
专利权保护是世界范围内通行的一个准则，也是约定俗成大家一起遵守的一个法律。
别的国家当然可以仿制药品，但没有印度这么理直气壮地不遵守规则。但是，它的不守规则直接受益的却是买不起高价药的普通民众。
这就让仿制药陷入了一个两难境地：在道德上它当然是无可挑剔，但在法律上它却是不合法的。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一种新药的上市要耗费多少金钱和人力，要经过多少次失败和反复实验，以及临床上的试药阶段。
这种成本是极其巨大的，一般的公司根本承担不起。世界几大知名药企像美国辉瑞、瑞士诺华、德国拜尔等大公司研发一种特效药的投入成本要高达几十亿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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