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让田庄员外善待庄客，必须有让他们不得不如此做的理由。范待制说得对，如果朝廷对事情听之任之，主家必然会让庄客作牛作马，食不裹腹，衣不蔽体。征之史册，从魏晋到隋唐，庄园里的部曲奴婢生不如死，人命不如牛马。我虽愚昧，这些事情还是知道的。但到本朝，严禁私奴婢，无论主户客户，都一样是朝廷的编户齐民。编户齐民不是为了征赋税，而是让他们的命运不再掌握在主家手里，不再是如牛马一样的财物，而真真切切地是人，是朝廷可以使用的人力。”
士大夫的基本功就是读史，汲取古代的智慧，验之当世。徐平说的这些，范仲淹当然是烂熟于胸，不然他也不会对徐平做的事情有如此多的疑虑。
“范待制，现在两京周围，旷野千里，几十年来，朝廷花了无数心力，依然无法改观。两汉时候，这里的人口是现在的二十倍之多，就是隋朝，人口也是现在十倍。地方还是这个地方，怎么就养不了那么多人了呢？原因当然是很多，如果一条一条列出来，可能几天几夜都说不完。但有一点最根本，中原土地平旷，虽说是沃土，但与江淮相比却贫瘠得多。中间黄河又水患不断，几乎年年成灾。都说小农耕田，三年应当存下一年的粮，但现在的中原，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地方可是不多。隋唐开漕运，自然是为了供应京城而不得不为，但也让中原粮价直接与江淮拉平。江淮的土地都还开垦不尽，中原这里的地怎么开垦出来都是赔钱，是也不是？中原是三京所在，天下根本，这样下去终归是朝廷隐患。”
这种宏观的经济分析就不是范仲淹擅长的了，听了徐平的话，觉得有些道理，但又总觉得哪里不对。实际上漕运对中原的农业有巨大的抑制作用，当然是没有错，但这里面到底有多少是因为各地的种地成本不同，有多少是因为官府强行平抑粮价，就不是几句话能够说得清楚了。不过中原一带的恢复，确实是京城迁走漕运改道之后的事。
“中原耕种田土不容易，如果换在其他地方倒也罢了，无非粮价高一些。但三京是朝廷根本所在，粮价高不起来。周围的百姓，很多宁可进京城里面做闲汉，都不愿意耕种土地。这是大势，可不是靠奖励农耕就能解决的。大农庄与小农相比，有更多的钱，就可以买更好的农具，修水利改良土地。他们能从土地上获得更多的财富，也比小农更能对抗不断的天灾，就能把周围的土地开垦起来。到农庄里做庄客，怎么也比在京城里做游手好闲的闲汉好，这些闲汉不知惹出了多少事情！”
范仲淹缓缓地道：“兴建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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