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赋税方面，自从中唐以来，各地节度使专权，武夫当道，征什么税，征多少税，基本都不是朝廷说了算，而是由地方刺史一手决定。
所以在这个时代，若是遇到个仁厚点的刺史，那百姓绝对会欢呼庆祝；相反，则只能唉声叹气了。
历史上，如今王茂章的部将张崇，后来官居庐州刺史，在任上横征暴敛，州中百姓苦不堪言。
后来有一次张崇回广陵述职，庐州百姓以为张崇这一次要调走了，所以相互庆贺道喜说:“渠伊不复来矣！”这里的“渠伊”就是“他”的意思。不过州民的庆贺有些早了，张崇并没有被调走，他返回庐州后，听说了这个事情便下令按照人口挨家挨户征收“渠伊钱”。
第二年张崇再一次返回广陵述职，这一次百姓不敢再言语相庆，只敢捋着胡须相互示意。结果这次张崇还是没被调走，返回庐州后又开始按照人口征收“捋髭钱”。
张崇用搜刮来的财物大肆贿赂朝中权贵，他在庐州前后镇守近二十年，始终没有得到制裁。
如今淮南虽然正在实行军政分离，逐渐用文官替代武将担任各地刺史，但赋税权却依旧在地方刺史手中，即便用文官来担任刺史，杨渥也不能保证这些文官就不残暴害民了。
只是对于武将出身的刺史，若是他们残暴害民，要处置起来总会有所顾忌，担心造成动乱。而相对于武将，要处置一个文官出身的刺史就要容易多了。
赋税权掌控在地方节度使或者刺史手中，除了对百姓可能造成巨大损害外，也是地方割据势力壮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要想割据，首先就得有人有兵，而这个时代的募兵是需要大量钱粮来维持的，所以地方割据往往都是从赋税被把持开始的。要治理地方割据问题，赋税权就不能这样任由地方把控。
杨渥在思考对策时，少不得要参考同样面临地方割据问题的北宋，不过北宋的许多制度虽然取得很大成效，但在后来也造成了大量问题，杨渥在借鉴的同时自然也要吸取教训。
后世在赋税方面，乾德二年（964年），赵匡胤下过一道命令，就是将各地每年所收的民租和专卖收入，除地方支用外，一律运往京师，地方不得占留。
这条制度在加强中央集权和防止地方势力过大的问题上取得了一定效果，不过其结果就是导致地方被削弱得过了，什么事情都只能依靠朝廷，地方上却很难起到什么作用，不免有些矫枉过正。
如今的淮南正处在战乱之时，各地也必须留有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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