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教授所在的医药研究院，属于体制内科研机构，无论管理模式、决策过程还是科技人员的主观能动性，都必须按照一套僵化不变的程序运作，他在那种单位工作了三十多年，思维定式早已形成，站在他的角度，根本无法理解红星制药厂技术中心的运作机制。
在体制内科研机构，科研选题是一项神圣而高端的工作，一般科技人员既没有那样的意识和嗅觉，也没有选题的权力，自然也就没有那种动力。
有科研选题权力的人，都是高高在上的技术权威，因为他们通常不在科研一线，年龄普遍偏大，思维僵化，意识迟钝，嗅觉不灵，即使技术水平不差，提出的科研课题往往缺乏前瞻性和针对性，无的放矢，却自以为是，所以很难接触到国际前沿技术，导致相当一部分科研工作做的都是无用功。
费教授算是比较开明的技术权威，虽然他对方翰民的说法将信将疑，但他毕竟亲眼见识过方翰民的技术成果，对这位年轻人的技术水平深信不疑，至于红星制药厂为何选择这款专利药物进行仿制，老费当然不知道，那是来自一名二十一世纪制药科学博士的决策，如今，仿制药开发已经取得成功，否则，方翰民不会信心满满地寻找临床试验机构。
老费的好奇心引出了这番话题，但他心里很清楚，这不是方翰民千里迢迢过来找他的目的，所以，老费不再探究过往细节，他向方翰民介绍了那家临床试验机构的情况，并打算明天带方翰民跟那家机构的有关负责人见面。
经事先约定，第二天上午九点左右，费教授跟方翰民来到九州医院，见到了主管技术的孙副院长。
在老孙办公室，宾主落座后，费教授将双方情况做了简要介绍，随后，方翰民对红星制药厂开发的这款仿制药做了说明，并坦陈了临床试验目的。
孙副院长详细介绍了九州医院的具体情况，这是一家三甲医院，特别擅长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红星制药厂仿制的这款药物，正好对治疗心脑血管疾病非常有效，孙副院长直言，让九州医院对这款药物进行临床疗效评价，算是找对地方了。
但是，医院主持临床试验需要消耗人力物力，孙副院长希望红星制药厂承担这笔费用。另外，对参与临床试验的志愿者，除了按规定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为了万无一失，他建议给每位志愿者买一份商业保险。
方翰民认为对方提出的条件大体上合情合理，医院主持临床试验，需要投入额外的人力，还要在管理上花费更多的精力，在经济上理应得到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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