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罪连坐。
到了汉代，汉文帝被贪官污吏折磨的痛苦不堪，颁布了《惩贪律》规定：吏坐受赇枉法，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已论命复有答罪者，皆弃市。
贪赃、枉法、受贿、自盗，直接腰斩弃市，弃市就是不准收敛尸骨。
汉文帝作为历朝历代的帝王典范，他下了如此不‘仁’的规定，连尸骨都不准收敛，就是为了高压惩戒贪腐，因为汉文帝很清楚，再不惩戒，恐怕大汉就要没了。
《唐律疏议》则更进一步，根本不规定具体行为为贪腐，而是以六赃论罪。
六赃，就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非法获利就要惩戒，《唐律疏议》首次采用了‘计赃论罪’量化标准进行反贪。
明承唐律，对六赃进行了更加明确的规定，四十贯斩、八十贯绞、一百二十贯磔，家人流三千里。
朱元璋还专门做了个《醒贪简要录》，把贪官污吏被惩处的下场一一列举出来，让百官日夜诵读，引以为戒。
自古以来，从夏朝时候开始，贪腐这种行为就是错的，民不容贪，法不护腐的集体共识，早已形成，包括贬义词的贪得无厌、政以贿成、卖官鬻爵等等成语，都是这种集体共识的体现。
反贪是对的，贪腐是错的。
这种共识之下，官场上和反腐司的对抗是得不到普遍支持的，甚至得不到官场同僚们的普遍认可，毕竟大明真的存在海瑞、徐成楚这样清廉的官员，有些也知道这么做不对，但大家都拿，只能和光同尘。
陛下兵发容城，彻底摧毁了湖广地面最后一点抵抗共识，正如徐成楚说的那样，穿儒袍的闹得乱子大，那就比穿儒袍的闹得乱子更大。
万历反贪，已经比明初反贪要轻的多，四十贯斩已经成为了沉睡条文，关于贪腐，不闹出恶劣后果、重大影响，基本不会触发死刑，但对抗调查，一定是死刑。
孙奇逢一个知县，当了五年，贪了不到四万八千银，哪怕是被查到，他连被反腐司稽查的资格都没有，最多也就是个革罢官身褫夺功名的下场。
但现在，青马桥案子一出，孙奇逢的行为立刻上升到了挑衅皇权的高度，也就是万历九年定大明人不入解刳院，否则孙奇逢势必要进解刳院走一遭。
如此之下，驰道窝案查处顺利，就变得理所当然了起来。
大明百官清楚的意识到，不能再刺激皇权，不能再刺激陛下了，官员再不支持陛下反腐，陛下就要开始复祖宗成法。
陛下把《大诰》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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