织造局还没有造好自己的官舍前，织造局每月给银，让匠人们租赁房舍居住。
而附近房舍的房东们，会不断的打听织工和织娘的劳动报酬是否增长、涨了多少，织造局补给匠人租房的津贴增加了多少，以此来调高房租。
也就是说，在织造局的匠人们，他们劳动报酬都通过地租，转移到了这些房东的手里。
织造局营造匠人官舍的时候，就闹出了民乱来，织造局营造了四个万家园，用于安置织工织娘，结果在开工的时候，不断有人去工地闹事。
侯于赵采用了十分果断的手段，把这些胆敢闹事的游手好闲之徒、指使闹事的房东们，全都抓了起来，南洋缺人，连甩鞭子的都缺，全都流放到了南洋，才没人敢跟杭州府衙龇牙咧嘴了。
这类的事情太多太多了，比如浙东运河、杭松驰道修建等等，侯于赵是个以立场看问题的人，凡是立场完全相悖，被判定为万历维新的敌人，侯于赵下手，就绝不留情。
经过了还田和巩固还田后，侯于赵观察浙江经济，得到了他说的三个结论。
农业技术进步、修桥补路增加货物流动、农业剩余能交换到更多的商品，粮食的供应增多，价格下降却不会相应变大，甚至在人口高度集中的地方，粮价因为供需关系，还在上涨。
农业技术进步的利益，被田土、仓储等等地租鲸吞；
衣食住行都和地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匠人的生活水平实际上开始下降。
匠人们总是在思考一个问题：明明随着自己的工作经验变得丰富，生产效率提高，劳动报酬增多，手里的钱变多了，可钱好像越来越不经花了，可生活上，反而处处都是困扰，这真不是匠人们不够努力；
对于工坊主而言，匠人们要求劳动报酬增加的要求是极其合理的，可是这代表着成本增加，相应的货物价格就会增长，价格增长，必然带来销量的降低，此消彼长，赚的甚至不如便宜的时候多。
如果把发展的净收益叫做剩余的话，地租在不断的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对‘剩余’的分配进行争抢，把本该属于工坊主、匠人的那部分剩余给抢走了。
侯于赵从小面的例子，讲了杭州府各行各业的现状，再讲了官厂修建匠人官舍的种种斗争，来证明他这三个观点。
为何时代的进步、变革、个人的奋斗和努力，最终都会变成地租，流动到这些不事生产的乡贤缙绅手中？
在侯于赵看来，因为地权就是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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