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
钱大昕见他神色歉疚，也知道他多读圣贤之书，心中总是有心怀万民之意，眼下虽是未经实事，可有了这番初心，日后想是不会永远纸上谈兵下去。便道：“伯元，你年纪尚轻，可能这样问你，是我问的早了。眼下回想起来，我二十四岁之时，也不免有些书生意气，想着多读书史，便能济世救民，我又怎能强求与你？之前和你说起内阁中书一事，你可以想想。二云那日所说，著书立说之事，或许你也可以考虑一番。”
阮元笑道：“先生既然觉得，做内阁中书都会耽误会试，那为何著书立说之事，先生还要再提呢？”
钱大昕道：“你未经尝试，故而不知，眼下若说著书，哪一个后学不得先遍观经籍，尽集天下至论，才能推陈出新？似前朝有些俗儒那般出言无据，张口便来的做法，本朝已是行不通了。所以呢，你著书之时，也必然要重新温习毕生所学，你遍观经籍之时，也自可将相关掌故，一一融会贯通。其实对于会试，大有好处。只是老夫不知，伯元，你经史兼通，确实不错，可是否有专精之处呢？”
阮元道：“不瞒先生，学生近年应举，对于精通一事，实在想的不多。”
钱大昕想想，又道：“伯元，那除了经史之外，你可另有所长？譬如……算学如何，老夫在翰林时，也曾多年致力算学，不论梅氏学，还是欧罗巴的弧三角测量之法，老夫都有些根底呢。”所谓梅氏学，指的是清初算学大家梅文鼎的相关学问。
说道算学，阮元倒是确有些兴趣，道：“若论算学，学生家里有家祖留下的算经，学生年少之时，曾遍览其中三统四分、小轮椭圆之法，只是……”想到这里，忽然想到，他于《五经》之中，最为擅长之学乃是《礼记》。又为了精通《礼记》，三礼中另两部《周礼》、《仪礼》也时常研读。而《周礼》之中，最后的《考工记》部分，多涉舟车营造之法，正与算学相通。
想到这里，渐渐有了主意，便向钱大昕道：“先生，学生记得，《周礼》之中，精于《考工记》一篇的先儒，似乎不多。学生眼下学问，不足以通一经，但若只为这一篇做些注解，倒还应对得来，不知先生有何见教？”
钱大昕笑道：“妙极、妙极！伯元，你初出茅庐，自不必想着通经之事，若能于一二细微之处，阐发大义，便也足够了。这《考工记》一篇，虽然江慎修、戴东原诸公也自有议论，可终是博而不精。伯元若能精于此篇，想自成一家，却要比他人容易得多呢！”
二人正谈笑间，江彩也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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