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多有推陈出新之举，所以也有人说，宫保乃是‘扬派’之首。郑堂先生和渊如先生，学问则近于吴派。总之无论吴派、皖派还是扬派，都认为通经之道，在于训诂，由训诂入经典，方能求圣贤本意，这就是所谓‘汉学’了。”
“但你也应该清楚，国朝所标榜之学，其实一直并非汉学，乃是程朱之学啊？而国朝自李文贞、汤文正以下，也同样有许多人坚守宋学之道，植之方才说的望溪先生名为方苞，海峰先生名为刘大櫆，惜抱先生就是植之恩师，姚鼐姚先生了。正因为他们治学之法与我们全然不同，所以即便我先前已闻其名，却依然觉得……有些陌生。他们几个都是宋学后进，多有著述不说，于文论之上，与宫保、郑堂先生亦有不同，他们行文之道，仍是以散文为本，外人称之为‘桐城派’。但宫保近日之文却言及，六朝骈文沉思翰藻，韵律悠长，实为真正的‘文’，而八家散文，多平直无韵，便只可称之为‘笔’。你看，这文笔之辨，汉宋之别，可是个难题啊？我不担心植之与郑堂辩论，却只担心，植之他一旦气盛，竟连宫保的面子都不顾了啊？”
“也就是说……宫保与植之先生，治学行文之道，是完全相反的不成？”萧令裕不禁向严杰问道。
“也不能说完全相反，但是基础不同。宫保散文之作一样不少，哪一篇写得差了？宫保治经之语，一样多有义理之辨，这不是宋学之所长吗？只是宫保一向认为，文笔有高下，训诂义理有先后，而方植之所认定的高下先后，和宫保不一样啊。”严杰一边解释着，一边也不禁忧心道：“只是植之这个脾气，你现在让他怎么和宫保讲理呢？”
只听得这时江藩继续向方东树辩道：“植之，你所言望溪先生，多有治国论世之言，国史怎能没有列传？至于你所言刘海峰、姚惜抱，他们书作我没见过，妄自定论，岂不是主观臆断啊？”
“妄自定论？借口，你这些都是借口！”方东树听着江藩之语，当即向他反驳道：“你汉学之书成书八卷，自亭林梨洲而至江永钱大昕，俱有论述，你那时候不担心主观臆断，到了宋学这里，开始说什么主观臆断？你就是瞧不起我等宋学前辈，是以有意贬抑我桐城先贤，究其根本，你这是在亵渎先圣，你是想毁灭濂洛关闽以来，千载复振之圣道！”
“方植之，所谓圣道本在孔孟，与濂洛关闽之学何干？若是两宋没有濂洛关闽之言，而是直接承继亭林、梨洲、松崖、东原各位前辈，儒学只会比今日更加昌盛！”江藩素来瞧不起宋学诸家，便当即反驳道：“濂洛关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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