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中堂在云南做官，应该清楚啊？我看这卷子位置，也知道多半是江南考生，江南有的是藏书人家，可陕甘呢？云贵呢？这些省份哪有那么多藏书，读书人又有什么条件，能把这些书都通读一遍呢？若是按中堂所言，真的让此人中式，此人于同侪之间，必然盛气凌人，卖弄学问，而究其根本，不过是此人生在锦绣繁华之地罢了，那其他同科进士，却要作何感想？不说别的，这《论语》之言，对于天下大半学子而言都是万世不易之至论，其他人因为奉行圣人之言，方才取了进士，此人言语看似有理有据，却全然否定了《论语》之言，若是这件事被其他考生知道了，他们会怎么想？凭什么这样一个立论与他们截然相反之人，一样可以取进士，和他们一起做官啊？中堂取录此人，难道是为了告诉世人，苦读《论语》，终究无用吗？”
“那曹太傅就不怕，你将此人黜落，竟而失了一个人才吗？”阮元也当即反问道。
“人才？阮中堂所言，竟是什么样的人才啊？”曹振镛又打开了那人第三场的试卷，指着其中一处应答文句向阮元问道：“阮中堂再看这一句，我记得这一句问的乃是《左传》是否为左丘明所撰，你看是也不是？”
“不错，但此人之言我方才看过，依他所言，左丘明确是撰写《左传》之人，有何不妥啊？”阮元也反问曹振镛道。
“自然没什么不妥。”曹振镛也向阮元道：“可此人仅仅这一个条目，前后所答，竟有四行之多！按一般的策论应答之法，一个问题只需回答一两句，最多一行，已经多有冗余，此人一个问题就回答了四行，这不是繁琐又是什么？他应试言语便如此繁琐，日后为官，自不免迟延拖沓，朝廷取录这样的人做进士，又有何益呢？”
“曹太傅，您评价‘冗余’和‘繁琐’的标准，就是文字多寡吗？”阮元自然不会认同曹振镛之念，也当即驳斥道：“当今读书人有所立论，讲究的乃是言必有据，依据越多，其言语也自然愈加可靠，依据不足，又何以证明其言为真呢？比如刑案，证据从来是越多越好，只有充足的证据，才能让官员断案之时准确地定罪量刑！此人言语虽多，但论据充足，自《史记》、《汉书》而至《太平御览》所载桓谭《新论》，一一毕见。这不是更容易证明，左丘明就是撰写《左传》之人吗？”
“阮中堂，朝廷取录进士，是为了让进士进入翰林六部，亦或外放州县，去办事的。若是每个人都像他一样为了什么言而有据，写一篇文章都这般繁琐，那朝廷要他办的事，他何时才能办成啊？”曹振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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