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骞此时提起武清侯，朱平槿立即下意识地点头。
“武清侯包揽地方税收，以贪取利，那是为害百姓！若王府也能包揽地方税收，以世子贤能，必能造福一方！”
“包揽税收？”一个火花在朱平槿脑袋里炸响。他催促田骞，“先生不妨为本世子细说之！”
“臣之父本是一个收粪的贱隶，故臣终身上不得科场。空有一身才学，只好入衙为下吏。”
鹅毛扇子重新摇起。有人着急，有人偏不着急。田骞从自己身世讲起，吊足了世子朱平槿的胃口。
“车船店脚牙（通衙），无罪也该杀。官衙之暗，臣亲见之！
地方有力者，子弟世袭为吏。知县异地为官，语言不通、社情不熟，每逢两税征收，必求助于乡吏，乡吏便趁机从中上下手脚。
自我大明开国以来，税粮征收解运，必有粮长。征粮之制，屡次变化，而粮长之设，雷打不动。洪武初年，太祖高皇帝令择家道殷实者为粮长，正副三粮长轮流应役；永乐年间改为岁更法，一年一换；宣德年又改为永充制，粮长世代承袭，一如军户。粮长役重，既有征收之累，又有货运之险，更有包赔之重。稍有疏忽，便是倾家荡产。老实巴交者家财赔尽，营私舞弊者一夜暴富。勾结官府，报以水火，侵吞万石之大案屡见不鲜！
万历条鞭之后，朝廷田赋杂役，一体纳银，然仍是以田亩之数、粮额多少计征。各县一石折银之数，大不相同，繁复无加，虽有经年老吏，亦不能尽识。故官府虽有防弊之策，定里甲归于粮长，建木柜以收银（收银子的带锁柜子），增派柜头，柜头之上有总书，总书之上委典吏，又更定鱼鳞图册、清查户籍人口，凡此种种，仍然是奸弊重重，防不胜防。士绅本为地方豪强，又有师生同盟强援，故而仗势不缴。粮长包赔粮额，又惧怕士绅，只得逼迫小民。年初民乱，盖多为此！”
朱平槿年初率军平乱，对大明朝地方上的积弊非常了解。他无需向田骞了解基层民意，他急需找到一条不用或少用阶级斗争而富国强兵的路。他打断了田骞层层推进的逻辑，直截了当问道：“蜀中并无粮长。先生是要王府当这乡吏否？倘若如此，士绅不纳粮，王庄如何向官府借力？”
……
大明除了江南沿海个别地区以外，总体来说商品生产并不发达。如硬要贴上“资本主义”的标签，也只能加上一个后缀：“萌芽”。大明朝的财政税收制度，无非是自给自主的自然经济在国家层面的一种制度体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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