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传教士们的影响，相当于是去“朝圣”还愿。
所以理所当然的，他们回国的人中不少也开始传教，而且比起西洋传教士，他们的身份更为他们传播和影响民众提供了便利，这也算是洋教在国内飞速发展的一个契机。
而此时正值洋务运动时期，在容闳等人的大力推动下，官派留学生应运而生。
可惜，这些人就算学有所成，且有心回来报效，也不会有多少任他们施展的舞台。
何况滔滔大势又岂是个别人能够改变得了的？
当然，李勇已经“预见”到了洋务运动失败的结果。
根本原因是因为出发点就不对，洋务运动的本质还是要自上而下推动改革，目的则是维持和稳固清政府的统治。
可已经惹得天怒人怨、腐朽不堪的清政府还有什么好维护的？
这种事情更不是一两个有识之士就能够改变得了的，只有来一场翻天覆地、彻彻底底的葛明。
就像谭嗣同说的，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留学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
想要在这片制度已经根深蒂固的土地上建立新秩序，就必须要毁坏旧秩序，而这必然就要与那些旧秩序的维护者产生冲突，就必然要有人流血牺牲。
现在的清廷内斗都不休，变法派都未真正掌权，洋务运动即便有什么成果，也只会是为他人做嫁衣罢了。
“效果不大，那是因为时间还不够。等到时间够了，时机也到了，自然有他们的用武之地。”
别的不说，就说去年第一批去米国留学的三十位幼童，其中就有中国铁路之父和近代工程之父詹天佑。
约瑟夫毕竟看不到那么远，也无法体会李勇这话中的深意，不过他也不会与李勇争辩，只说道：“希望你说得有道理，我也希望这些孩子真能够学有所成归来。”
这倒是真心话，就算是那些技术都被学去了他也不怕，因为在传播技术的同时，也有助于思想的开化。
他只是个神父，只想着传教，至于那些政客、军人们的殖民思想，或许也有但不多。
大清的百姓们尚未开智，大多愚昧，对于外来事物接受不够，也自然对洋人视若洪水猛兽——虽然事实上也的确是，这对于他们的传教也是有很大阻碍的。
要不后来会出现义和团呢，矛盾其实是从很早就开始出现并积累下去的。
而这边正说着话，那边管家却找上门来，在教堂职员的引领下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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