锐一触即溃，躲在广宁城中坚守不出，任由脱脱不花四处劫掠，掳走了数万军民。
最后还是朕厚着老脸，亲自与脱脱不花交涉，才把那些被掳走的军民要了回来。
王翱领着数万大军，楞是跟只王八一样，缩在广宁城中一动不动。
他也就只比杨洪强那么微不足道的一点点，简直就是笑死个活人。
杨洪要做节度使，我已经将其凌迟了。于谦、王翱我看在他们是文臣、品行还算不错的份上，给了面子，没有理会他们。
这些话朕一直都是放在心里边，从来没有当众说过他们。
今天是第一次，朕肯跟爱卿说心里话，是因为闽浙总督干系重大，海禁一开，倭寇必兴。
朕不想再看到一个声势大的吓人，但是一打仗就露馅的名臣了。
朕要的，是一个能够独当一面的国之栋梁。”
年富闻言，既惊又喜。
惊的是，原来皇帝是如此看待于谦、王翱等人的，这倒是自己在地方任上从来没听说过的。
喜的是皇帝真的要力求务实，清算宣庙在大明边疆的赌气活稀泥国策了。
其实年富久在地方，心中明白，这些事情也不能全怪到于谦和王翱的头上。
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宣宗就是以废弛兵备、放任自流为美，那下面的大臣自然也懒得去关心武备。
毕竟你武备搞得再好，把防线修得再精妙，把警戒搞的再严密，皇帝既不会因此夸奖你，也不会因此给你升官，弄不好还要嫌你多事。
所以大臣们自然也就只能投其所好，光顾着搞什么所谓的民生了。
这一点年富就更清楚了，虽然宣德朝天天把休养生息挂在嘴边，但是从宣庙、到三杨，也没有制定明确的路线和目标。
是有计划地兴修水利、开垦荒田？是有规划地改革盐政、疏通漕运？是兢兢业业地开源节流、充盈国库？还是目光长远地经营贸易、改革商税？
没有，都没有，宣德朝的君臣根本就没有考虑这些，所谓休养生息就是全靠地方官吏各自为政，想一出是一出。
责任心强的地方官，治治河，修修路，这就已经算是大大的良心了。
责任心不强的地方官，也就是随便糊弄糊弄混日子而已。
正统朝也没好到哪里去，恭让皇帝亲政前依旧是三杨当道，亲政后麓川之役、东南民变、土木堡之变，国家更是被搞得一塌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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