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官舍不仅是一项福利，也是一种政治待遇。《事实类苑》卷十一记，北宋名相寇准受政敌迫害，被贬为衡州司马。衡州府向来不给这种徒有虚名、实受监管者分配住房，“百姓闻之，竞荷瓦木，不督而会，公宇立成”。眼看其在民众中威望如此之高，政敌又赶快把他迁到雷州，并终于达到令他郁愤而卒的目的。
苏东坡的弟弟苏辙也曾被政敌章惇贬到雷州，“不许居官舍，遂僦民屋”。章惇得知，严令州府究治胆敢借房给管制分子居住的民众。后来章惇也被贬到雷州，碰巧亦向这个人求租房子，对方心有余悸地答复他:“前苏公来，章丞相几破我家，今不可也。”(《宾退录》卷八)此为政治斗争之激烈在住房问题上的反映，也说明虽然称官，却并非人人都可住官舍的。
“我觉得关键还在于办公居住一体的实现。”胡成达说：“官舍制度一向严格，不能说改动就改动。”
官舍如此“尊严”，在一定程度上与它的位置有关系。自秦汉以来，凡州郡府县各级地方政府之主要首长和佐贰官员的生活区域，照例都是圈定在各自的衙署即机关大院以内的，俗称“内衙”或“私宅”等，并用屋宇式的宅门同以大堂为中心的办公区域划出界线。宋人孔平仲《珩璜新论》卷四:“或以衙为廨舍……儿子谓之衙内”，因知古人常将“衙内”作为官府子弟的代称，就是以他们这种特殊的居住条件为依据的。
《温公诗话》记北宋鲍当任河南府法曹时，河南知府“薛(映)尝暑月访其廨舍，(鲍)当方露顶，狼狈入，易服把板而出”。是说像鲍当这种处长一级(曹官)的官员，也有坐落在衙署内的住宅。因为是私人生活空间，又值盛夏季节，所以没戴官帽，恐怕还是半赤膊状态，所以当上司突然来访时显得很狼狈。
而像上述寇准、苏辙这些人在当时的境遇，虽然名义上的级别比鲍的曹官还高一些(司马为知府的佐官)，但实际上是到此接受管制的。所以，无缘住在“内衙”。反之，也有主动放弃这种荣耀的，如东晋罗含任州府别驾，“以廨舍喧扰，于城西池小洲上立茅屋，织苇为席而居”(《晋书》卷九十二)。此人名列《文苑传》，看来是希望在业余时间有一个可以读书写作的安静环境。
“官多房少，亟需改革。事实摆在我们面前，如今马上迎来新朝，改革是必然的。”
地方官连同随任家属免费享用机关住房的传统，一直维持到清朝覆灭。相反，京朝官的住房问题，却经历了较多的变化。前文说过，两汉时官员多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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