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顾骜：“那你不准备扩大雇佣规模吧？”
年广久：“怎么可能！现在就够偷偷摸摸了，谁敢再多招人！”
顾骜听了，暗忖：只要不扩大规模，年底的会开完之后，他的案例倒是值得上达天听。
不过，运作手法还得细腻一些。
聊天的过程中，这样的想法不可抑制地就从顾骜脑子里冒出来：“记得历史上，好几项加快开放进程的最高决策，都是因为领导人偶然听到了一些例子导致的。
比如邓公在三中-全会前听说了小岗村的十八户生死状、立竿见影带来当年的粮食产量翻倍、一夜解决全村温饱。然后喊了个‘好’字，一切就合法化了，后来写进宪法了。
年广久的案子，也是三次写进《邓选》，推动了历史发展的。如果我有本事在宣传口做点工作，帮助信息上传下达……说不定既能利国利民，自己还能捞到点名声和口碑。”
顾骜是很有分寸的，他深知哪些历史节点能碰哪些不能碰。
比如，那种“插旗砍旗”的东西，哪怕是宣传口写写文章的，他也绝对不敢碰，那是有可能死或者坐牢的。
无论是一派的《学好文件抓住纲》，还是另一派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哪怕你是金陵大学马哲系的教授，写了这种级别的文章，都会被冷宫几年，等斗争分出胜负了，压对宝的才会瞬间升迁。（比如那位金陵大学马哲教授，分出胜负后就成了江南省的宣传部高官。）
但是，另一种宣传和辩论口的工作，却是普通记者或者中央名校大学生能碰的——那就是帮忙上传下达、或者负责对社会现实进行解释追认。
因为这种事情上，国家其实已经统一意见决定要这么做了，只是缺一块理论或者事实方面的论据遮羞布，不好意思公开做。你给上面不小心递了一块遮羞布，这是不犯忌的。
这些东西什么时候合法化，有时候仅仅只是看这个例子什么时候上达天听了。听到得早，合法化就早。
就像二战中，罗斯福总统和李梅将军，其实都想拿燃烧弹轰炸东京的非军事区，只是被“屠杀平民”这个恶名所困，没脸下手。
这时候，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教授们主动告诉李梅将军：“因为曰本特殊的军工产业结构，导致其并不像我们美国那样有全面的社会化大生产。曰本人将大量初级零件分包到普通家庭作坊加工，因此轰炸东京非军事区不算屠杀平民，而是打击曰本的军事工业”。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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