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干掉近代剧就是好莱坞之耻”，但由此做出“近代剧更有搏奖优势”的结论，大致是没问题的。人家喜欢的就是《国王的演讲》这类年代题材。（中国人如果非要皇汉，并且拍出人性的复杂、挣扎的话，估计只能拍袁总统了，可惜那个会比末代皇帝更加404）
既然不能阻止历史，那就卖个人情吧。
……
“贝托鲁奇先生，我看你刚才对剧本创作风格的纠结，主要集中在剧本的悲剧性结局方面，对吧？我想我的解读应该没有什么误会。”顾骜谋篇已定，终于开始发挥他的金玉良言。
贝托鲁奇直言不讳地说：“是的，我觉得如果你是奔着拿奖去，必须确保影片的绝对悲剧色彩——乔先生根本不懂三大电影节的评奖规则。如果一部电影不是彻底的悲情、而且是无解、无法救赎的那种，在评奖上会受到很大的劣势！”
另一边，乔英华连忙诉苦：“可是您知道，溥YI先生最后是接受了我们伟大祖国的改造，成了一位好同志、好公民。他是得到了救赎的，你们无视这个结局，非要写成悲剧，这不是抹黑了我们的伟大感化吗！”
顾骜示意双方都静一静：“那么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你们对于剧情的故事主体、沿着自传原著《我的前半生》演绎，没有分歧？分歧只是在于最终的结局定性、是悲剧还是喜剧、主角是否悔改和救赎？”
贝托鲁奇第一个答应：“是的，因为《我的前半生》并没有提到这一部分，我觉得我可以合理艺术演绎，毕竟这属于陛下的后半生。”
顾骜听了，微微有些纳闷，因为他依稀记得，历史上那部《末代皇帝》最后拍出来，貌似并不能算“处处透着无奈的悲剧”，最后溥YI确实是被改造救赎了。
可为什么如今这个贝托鲁奇却坚持不愿意体现救赎主题呢？
他似乎提到了，不够迎合欧洲三大电影节的评奖标准。
顾骜深思了一会儿，终于发现问题所在了。
首先，贝托鲁奇对三大电影节的价值评判导向认识是非常准确的。
那伙欧洲学院派老爷们眼光非常毒辣，人家不但喜欢悲剧，而且只喜欢那种绝望的、到电影最后一秒也看不到救赎和出路的悲剧。
你主角的悲惨遭遇必须死得透透的，不光肉身虐主，灵魂也不得救赎。
换句话说，你要营造一个人性的“无解”，你才能拿三大电影节大奖，人物和人性一下子就立起来了，无数学院派老爷为你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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