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重点，就是为未来的“来料加工免税政策”找方向。而其他人的汇报心得都不是很贴近这个最重要的核心——或许他们也知道这是核心，但平时不关注这块，要不就是知识结构老化，对这个细分方向不专业，说不出所以然来，不如藏拙。
所以，副主任捋了一遍下属们的发言后，集中留下了包处长、秦国纲和顾骜三个人，让他们互相“头脑风暴”。
因为这三个人的观点，代表了三条务实的关税减免操作方向。
简述一下刚才会上的三方观点：
包处长的意思，是搞特定产品的出口退税。同时这个退税名单上的内容，国家可以实时宏观调控，以精确定向把控所要扶持的产业。
秦国纲的意思，是直接建议国家在将来时机成熟的时候（主要是指目前的深市特区经验、被伟人认为是值得进一步推广的时候），再划一块足够大的地方，最好是一个与外界来往交通比较容易管理的岛屿（减少国内的省际‘偷度’风险），然后在这块地皮上放开了搞特定品类的免税。
大致来说，前两者一个是在时间上提供管控，另一个是在地域上进行管控。前者响应慢，后者有地理局限性。
而顾骜的思路，则是后世经典保税区的思路。（具体暂不赘述水字骗钱，反正什么是保税制百度一下都能查到，给大家省点订阅钱。）
……
“小顾，说说看你的那个‘构建电子原料保税区’设想，所区别于小包和小秦方案的独到好处。”
副主任捋顺三份方案的实施计划后，把文档丢在桌面上，端起茶杯发问。
“是，主任，我觉得我这个方案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精确把控关税豁免的滥用可能性、并且为国家保留最大的责任追溯便利。
从政策落实的严密性角度来看，我认为包丞丞同志的‘统一征税/定向出口退税’方案是最稳的。但是这涉及到的报关时间周期会很长，不利于国际电子产业市场的快速反应需求。
目前欧美的电子消费品行业，用户需求变化非常快，以索尼公司为例，他们一款随身听或者录像机，可能每隔三四个月就要改版、或者出个新的定制款式。一旦新款出现后，价格与旧版没什么区别，而消费者却会很快盲目追求最新。
如果我们允许报关物品快进快出，那么必然留下实物核查方面的隐患。如果严格把关慢进慢出，国内代工厂商的反应速度又赶不上变化的国际市场需求。
相比之下，建立保税区制度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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