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论中国》里有很多关键，都是在讨论苏联完蛋之后，中美关系如何才能各取所需式发展。现在苏联还活得好好的，中美没有任何直接竞争，这本书就算写出来，深度也差很多。
再往深处想一层，顾骜进一步担心：如果跟基辛格写这本书，会不会给人留下“帮助美帝研究怎么对付中国”的嫌疑。
这对他可不好。
顾骜很有原则地说：“教授，恕我不能贸然答应您的请求。如果你要我提供不涉及机密的素材、或者帮你解读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我很乐意。但我不会帮你研究如何对付中国，也不想要一本那样的书的第二作者。”
基辛格摆摆手：“不是你想的那样，我是搞外交的，不是搞军事和意识形态的。不光是对中国，哪怕是对苏联，我都不会用‘威胁论’或者‘崩溃论’来简单解读。我希望研究的，是‘各取所需式的共同进化’，你能明白我的意思么？”
“不明白。”顾骜直率地回答。
基辛格也不急躁，很有耐心地解释：“意思就是，我跟很多中国的领导人接触过，我深深认识到，很多你们中国人在乎的东西，我们美国人不在乎。又或者有很多我们美国人珍视的东西，你们中国人其实不在乎。
就好比古代朝贡贸易，你们中国人最在乎的是脸面，是你们所谓的‘大义名分’。而进贡小国在乎的是赚钱，所以朝贡贸易至少在双方高层是皆大欢喜的，因为各自得到了想要的东西。
到了现代，我也意识到，你们中国每一代领导人，都有在乎我们美国人不在乎的东西，同时你们每一代在乎的东西，也不太一样。
这就不是简单的零和博弈了——打个比方，如果现在一方可以知道另一方‘可以在意识形态上稍微放松一下，只要能多赚到多少钱’，那很多合作就可以加深了，不是么？
我写《论中国》的关键，就是全面揭示这里面的政治文化差异，让双方用对方不那么在乎的筹码，买回自己最在乎的筹码。我觉得这并没有危害你的祖国。”
顾骜最后想了想：“如果您坚持的话，我希望你给我国的有关部门沟通一下。或者你到时候能提供正式的学术开题报告，我按照开题报告，请示一下有关领导。他们愿意我参与，我就参与。”
如果首长都觉得这是有利于扩大开放、增进合作友谊的好事，那顾骜就做好了。
反正他不主动当出头鸟。
也算是为自己最后这一年多的乔治敦学术生涯，找了一个归宿。（当然课余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