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东局面崩坏之迅猛彻底，说实话就连沈哲子自己都颇感始料不及，就好像多米诺骨牌被推倒了第一张，接下来便开始了无从遏制的连环的坍塌。
局势崩溃到这一步，看似意料之外，但细审之下，其实又何尝不是在情理之内。东晋这个小朝廷虽然苟立于江表，但却是胎病难除，名之为中兴，其实不过只是一个强求苟安的变种嫁接。
中兴建制之后，非但继承自中朝的种种积弊没有消除，又增加了严重的边患压力与南北地域冲突，而这几个问题，无论哪一个一旦爆发出来，都足以将一个盛世王朝进行腰斩。
时局中不可谓没有聪明人，面对种种积弊问题也不是没有应对策略。比如琅琊王氏的王敦和王导，便分别代表了对皇权的钳制与维护，同时也在有意识的对吴人势力进行压制和引用。至于庾亮则就是依法治国的代表，尤其对宗王势力的打压简直可以称为冷酷。
及至中期，其实无论桓温还是清谈领袖的殷浩，虽然功绩差异悬殊，都可以称为向外开拓的代表人物。但当桓温畸大之后，以谢安、王坦之为代表的维稳派又登上前台来，为政权争取一个存续空间。
而由陈郡谢氏所主持的北伐，其实应该说是淝水之战的余波红利，不可以算作正式的开拓进取。就像沈哲子的中原大捷，看似战果辉煌，但若论及真正意义，其实还是比不上早年的淮上击败石虎南征大军，淮水之胜才算是真正奠定了他日后所有行为的逻辑起点。
其实在谢安隐退之后，整个东晋政权这个制度逻辑已经推演不下去了。闭门苟安自守只会自取灭亡，向外开拓又会造成强枝弱干，权臣凌主，动是一个死，不动也是一个死。
所以整个东晋晚期，方伯围攻中枢，宗王弄权，南北次等世族为主体的天师道作乱，包括桓玄的专擅篡夺以及刘裕的北府系军头死灰复燃，又何尝不是这一系统瓦解崩溃的一个大势所趋。
沈哲子的到来，以及这十年所作所为，其实是大大加快了这一系统逻辑的推演速度。东晋这百年国运，表面上看来诚然是门阀次第执政的局面，但其实更内一层又何尝不是军头与次等世族不断向最高权位发起挑战的过程。
事到如今，江北王师几乎尽为沈哲子所掌，而他的南人出身与先帝婿子这一身份，又足以获得南北那些次等士族与寒门的拥戴。边患压力已经在沈哲子手中得到了极大的缓解，而南北的地域矛盾，也在沈哲子身上得到了缓和与交融的契机。
按照事物的正常发展逻辑，沈哲子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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