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当日本完全控制了印度支那几近600万吨的全部岀口大米后，它当然就拥有了强迫中国沦陷区居民与之'合作'的武器。
这一武器也非常具体地被用作为控制社会的手段。例如，在1938年9 月至1939年10月18日之间，共有数起枪击日人案。为了报复，日本宪兵封锁了可疑地区的小弄堂，“将它们严密封锁，在某些地段持续很长时间，以至据说导致数人饿死''。
大米的短缺和物价的上涨，削弱了人们的勇气，激起了哗然舆论。
1939年8月23日，大米的价格从每担15元涨到45元。一如惯例，奸商被指责为应对此涨价负责。傍晚，“流氓们”第二次试图抢劫小沙渡路上的米店，一帮人众打破了华德路上一家药店的门、窗，据说那里贮藏着粮食。
翌日，沪西有五家以上的米店遭到石块的攻击和抢劫。虽然政府试图规范食品分配制度，但是至11月，大部分米店的门口排起了购粮的长队，以至必须由警察来维持秩序，以避免骚乱。
排队者主要是妇女和儿童，因为他们有时间等候。1939年12月15日，工部局警务处与一支华人球队在法租界的逸园（跑狗场）举行了一场足球赛。在一次犯规之后，一个中国队员被罚离场。
而其同伴则随着他一起离场，致使2万名中国观众涌进场内，拔起了球门的桩柱，并向前来阻止骚乱的警察扔掷石块、砖头。
警方派来了增援，消防队向人群喷射水龙，旨在把骚乱者逼到街上去。约有30多人受伤。假如米价继续上涨，则这次骚乱便是随后更糟状况的一个预兆。
因此，汪未经伪政府与两个租界当局都将他们能购进的米，以相当的折扣分配或者出售给居民，以在与日本及伪政府之政治关系日趋紧张的时刻，捂住动乱的盖子。
上海滩有一个主要的紧张因素是长期性的即对于公共租界与法租界，越界筑路地区的警权问题。
在15年内，中国警方与租界警方始终为了这些道路，及其沿街建筑的控制权而争斗不止。中、日开战之后，曾于1931年前得以部分解决的这一争执又重新开始，1938年和1939年整个期间随着沪西歹土的犯罪情况日益严重，这一争论趋于强化。
1939年1月22日，上海警察局沪西分局的一份布告贴在了沪西全部伪警察所与分所的门口。
布告云往日，沪西越界筑路地区之居民，均向租界警方报告涉及和平与秩序的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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