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即虹口的“小东京”）以及所占领的第三城（老城）构成了环绕其他两城——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的一条警戒线。
它们共同形成了“孤岛”，为躲避日本统治的中国人提供庇护所，寻求自己的治外法权，以及避免如欧洲陷入战争一样卷人中日冲突。上海大都市就这样变成了争讼的战场，因为日本若欲使用武力夺取租界，就不可能不冒与英、美、法开战的风险。
这场争讼包括很多方面，而血腥则是最为混乱搏斗的代价，因为它是最基本的斗争。一方面是常凯申“自由中国”的支持者，他们于1937年从南京撤至武汉，然后沿长江上溯至四川，以此地为大本营，直到战争结束。另一方面则是想与日本合作的人，他们意欲结束战争，并破坏常凯申国民政府与之间的联合阵线。
日本方面，尤其是那些急于从中国泥沼中脱身的人，需要寻找一个中国的政治人物能够帮助日本人最佳地利用上海的经济资源，以弥补在南亚扩张战争中的消耗。
从徐恩佐他们的活动来看，国民党所谓英勇暗杀活动的最终目的并不明确，尤其是当国民政府秘密特工以政治名义向通敌的安全机构出卖了其他爱国者时，更是如此。
通敌分子与国民党进行着自己的交易答应一旦美国利用中国大陆作为从海上征讨日本的跳板，他们就起而对付日本，这一现实使得他们的选择更加游移不定。
（日本战败以后对通敌分子的审判，以及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对前上海地下党中具有双重间谍嫌疑的工作人员的清肃，都展示了战争期间忠诚的不确定性是多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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