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是士人仅仅如此，儒也不必非要前来投靠主公。然主公还不知士人连绵手段。”李儒是聪明人，也很洞悉人性，所以，此时他知道自己该说什么：“记得当初儒得知士人的阴谋之时，彻夜难寐，冷汗淋淋。苦思三日后，才想出了迁都的手段......”
“不错，迁都大计，恐怕是博士一生最为高明的计策。釜底抽薪，一举抽掉了士人团结的基础。使得董卓之危自解......”马超闭目回答，历史上，后人对李儒提出迁都的计策，有褒有贬、但毫无疑义的是，在汉末初期，只有李儒的迁都和文和乱武两件事儿，才算是开创了谋士乱天下的先河。
“然主公不知，迁都之前，正是董卓与士人最为密切的合作时期，甚至，那个时候，儒几乎以为一生志向有望！”说这句话时，马超亲眼看到李儒流露出那种痛彻心扉、愤恨不及的情绪，也是这一瞬间，马超感到，李儒才是一个满心抱负的谋士，而不是一条阴冷的毒蛇。
“废立少帝之后，董卓深知，他从凉州带过来的那些武人是无法处理朝政的。他们都是一介武夫，大字不识一个，杀人放火个个都是把好手，但天天跟文书案牍打交到，处理各种繁琐的政务就会驴唇不对马嘴。”缓了缓心神之后，李儒开始诉说董卓与士人美好时期的故事。
这点，马超是颇有感触的：搞政治是很有技术性的职业，武人们根本不是那块儿料！政权到手虽然非常容易，但要运转下去就很难了，这也是他当初挖空心思绑架名士、强留贾诩、傅巽的原因。由此看来，在这一点上，董卓跟马超倒是有共同的认识。
“当时，董卓甚至一厢情愿打算为天下苍生计。重振汉室江山。由此，董卓决定同士人接洽......”说到这里，李儒眼中闪过一丝悲悯。那是一种不甘，一种不愿回首的情绪。
“董卓首先想拉拢名望隆厚的青年俊彦袁绍。毕竟袁氏一门是士人领袖，若能将他争取过来，则不怕其他士人不帮忙，于是董卓就把自己“废少帝，立陈留王”的打算同袁绍商量，希望求得袁绍的同意，却不想遭到袁绍的断然拒绝；即使董卓已经晓明自己的心愿。无奈还迫以武力，这小子就是不买账，最后竟然把大印往城门上一挂，扬长而去。逃奔冀州了。”
这个事儿，马超是知道的。由此也见董卓这武人和士人的区别：武人属于心直口快、没心眼儿的爽利人。而士人就满身心眼、翻脸不认人......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只能说，当时的董卓太傻太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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