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睁大了美丽的秋水双瞳，看着李路说道。
“原因很简单…..”李路用鹅毛笔在一张纸上写下了长安和碎叶四个字，然后在长安的下面写了一个儒，而碎叶的下面则是一个法字，“你明白了吧？那陈万福，先帝不是不想惩治与他，而是因为他与当时宰相陈叔达关系密切，又是儒门安插进军方的楔子，先帝要真惩治他，哼，有的是人会为这个陈万福上表求情的……”
李路并没有说自己的英国怎么样，不过他的话已经说明了他对儒家的不信任和敌意，李路见自己媳妇有些似懂非懂的样子，就笑着继续说道，“为夫读了这几本史书的律政部分，得出来了一个结论，反贪污**的主要武器只能是法律，必须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这看似是老生常谈，可实际上却是凝结着一代代一朝朝兴衰成败的教训。”
这并不是李路在胡说，从大名鼎鼎的《秦律》开始，就继承了战国法治文化的成果，详细规定了以惩治渎职和贪污**为主要内容的官吏法规，对各级官吏的违法行为，明确规定了以“轻罪重罚”为特色的惩罚标准，对贪官污吏有强大的威慑力。
此后的汉律也基本继承了《秦律》的精神，并加大了对贪官污吏的惩治力度；西汉武帝朝、东汉明帝朝都是如此。
此外，两汉还有《刺史六条》和《三互法》这样专门的监察法规，针对各种贪贿行为分门别类定出惩治办法，确实做到了有法可依。
至于有法必依的情况则时好时坏，像汉武帝、汉宣帝、汉明帝这些帝王等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必依，既不以贵、官抵罪，也不因功废法，保证了法律在反贪领域中的权威性。
但更多时候，法律都受到了皇帝、贵戚、宠臣们的破坏，尤其是西汉中期以后，强调人治的儒家理论导入汉代法律之中，有了所谓“八议”，即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等大行其道，结果是有罪不罚或同罪异罚，严重削弱了法律的公正性和权威性，为贪官污吏以各种名义逃脱惩罚打开了方便之门，从而加速了西汉中、后期**之风的蔓延。
儒家对法治的破坏，可见一般，这也是李路很不待见儒家的重要原因之一，李路打开那本几乎被他翻烂的《晋书》，找到了《羊聃传》，然后问长乐公主，“东晋的羊聃，你知道吧？”
“咯咯咯，哥哥，你在考我？”长乐公主笑着说道，“羊聃我还不知道，他很残暴的，刚克粗暴，恃国戚，纵恣犹甚，睚眦之嫌，辄加刑杀。疑郡人简良等为贼，杀二百余人，诛及婴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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