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多项艰巨改革，其中既有唯才是举（不以党派身份选拔任用海军部官员），提升水手待遇和退役金等福利保障水平，下令废除多项军队肉刑。
唯一可惜的是，他在皇家海军习以为常的抓壮丁入伍（强征制度）上碰了钉子。
虽然格雷厄姆在这项制度上连踹了好几脚，但最终依然没能废除这项老传统。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政绩斐然的大臣，却因为在爱尔兰问题上与辉格党团意见不同而去职，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况且在亚瑟看来，格雷厄姆反对《爱尔兰教会世俗事务法案》的论点确实有一定道理、
格雷厄姆认为：不列颠和爱尔兰政治联合的根基，便是以教会为纽带。任何对教会体制的干预，都可能动摇大厦根基，最终导致联合的瓦解。
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格雷厄姆的观点显然令人难以接受。
但是站在现实主义的立场上，为了促进不列颠和爱尔兰走向联合，以国教圣公会对爱尔兰进行逐步同化绝对是有必要的。哪怕这个同化的过程十分缓慢，甚至有侵犯宗教自由这样基本人权的嫌疑，但是哪怕要花上一两百年的时间，这项工作也得做下去。
而格雷厄姆等人的去职也不仅仅是辉格党损失了几位得力干将这么简单，因为他们当中的不少人曾经长期充当着辉格党内的粘合剂。
像是格雷厄姆这样相对务实的理想主义者在辉格党内既可以与“过于有主见”的布鲁厄姆勋爵和达拉莫伯爵说上话，又可以与帕麦斯顿子爵这样老谋深算在托利党与辉格党之间横跳的老江湖搭上茬。
至于为什么要特意把布鲁厄姆勋爵与帕麦斯顿子爵拎出来说呢？
那自然是因为这两个人非常的不对付。
帕麦斯顿子爵与布鲁厄姆勋爵的过节甚至在亚瑟还没降生于这个世界的时候便开始了。
那是1806年，当时帕麦斯顿刚刚从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拿到文学硕士的学位，恰巧碰上首相小皮特不幸因病去世，为此剑桥大学不得不忍痛挥别这位两度出任首相、前后执政长达20年的杰出校友，并重新选出一位代表剑桥大学新议员。
在不列颠，剑桥和牛津的议员席位向来被视为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年轻的帕麦斯顿很难对此不动心。
但不幸的是，对这个位置动心的可不止他一个，与当时籍籍无名的帕麦斯顿相比，同样年轻但看起来更有前途的斯宾塞勋爵、阿尔索普勋爵和佩蒂勋爵显然更吸引人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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