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发出了“寇亦吾子民”的煽情喊话，并发布赈抚诏书，派出钦差大臣吴牲带着十万内帑前去陕西放赈。
但是“子民”们很不给面子，领了钱之后仍旧劫掠如故，崇祯恼羞成怒，立马翻脸，下令将主抚的三边总督杨鹤“扭解来京究问”，同时提拔陕西巡抚洪承畴为三边总督，全力对“子民”进行剿杀。
其实，应该对主抚失误负责的人是崇祯，而不是杨鹤。
杨鹤虽然主抚，但是从未放弃过剿杀，他和洪承畴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剿抚并用，恩威并施。
在民军人数众多，官军力不从心的情况下，通过招抚来分化民军，各个击破，缓解“剿”的压力，并非没有可取之处。
崇祯皇帝一厢情愿地认为，强盗虽然调皮，但也是自己家的孩子，只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再给点糖豆，强盗就会放下武器，乖乖地做个好孩子，是不会造他这个父君的反的。
因此他亲自发布诏书，派人前去放赈，基本上放弃了剿，完全以抚为主。这与杨鹤早期所采用的抚，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而杨鹤正是在这个政策的指导下，才改变了原先剿抚并用的策略，在陕西大张旗鼓地进行招抚。
这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方面使民军得到喘息之机，声势复振。另一方面赈灾的钱起到了“资盗”的作用。
虽然看在钱的份上，民军消停了一阵子，但是这点钱只是杯水车薪，与民军的期待相差很大，钱花完之后，他们很快又重操旧业。
杨鹤是主抚的倡导者和急先锋，对问题认识不足，有误导皇帝的嫌疑，难以自辞其咎，但是崇祯皇帝才是最终决策者，他改变了官军剿抚并用的策略，采取了单纯的招抚策略，失败的结果早己注定。
没有永远不犯错误的国王，但是国王犯错误永远不用承担责任。
这个责任只能由杨鹤来负，虽然杨鹤百般为自己辩解，洪承畴为了给自己留后路也替杨鹤辩护，杨鹤之子，崇祯皇帝未来的宠臣，我们后面章节的主人公杨嗣昌也拼命为自己的父亲求情，然而这些都不能改变崇祯处分杨鹤的决心，最终杨鹤被判处“遣戍袁州”，几年以后死于戍所。
崇祯是一个容易走极端的人，不懂得中庸之道，他先是走上抚的极端，放弃剿，专用抚。主抚失败后，他又关上了抚的大门，一昧用剿，从主抚的极端走上了主剿的极端。
接替杨鹤出任三边总督的洪承畴是一个狠角色，他是坐着民变的直升机上来的。
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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