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人，其中大约400人在沿海省份打工，他们只需打工4到6个月，就能买回一整年的粮食，而且还能承担公粮提留。丈夫外出打工的，家里的土地基本是妻子在耕种，如果两口子一起打工，那么土地就只能抛荒，或者借给亲朋好友耕种，这个村的耕地抛荒面积约为0.6%。从数据上说，似乎并无大问题，但它的趋势很可怕。因为仅仅三年前，这个村的耕地抛荒面积还只是0！”
“我们再看更靠近沿海地区的xx村，这个村的青壮年共计967人，其中大约500人都选择外出打工，耕地抛荒面积达到了1.4%。村里以老人、妇女、儿童居多，当地戏称为‘三八六一九九部队’，绝大多数的青壮年男性都离开了。主要原因有两点，这个村的干部是村霸，摊派费很高，这个村的土地不肥沃，产出较低。农民在趋利避害的意识指使下，非常轻松的就能做出选择，而这样的选择是滚雪球式发展的。三年前，这个村外出打工的不足200人。先行者在城里站稳脚跟，又赚到了钱，很快就有更多村民加入其中。”
“我们不妨做出推测，再过两年，如果中央不取消农业税，不减轻农民的负担。还有多少农民愿意种地？出去打半年工，就能赚到更多钱，买到更多粮，为什么还要守在土地里刨食？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出去打工，甚至是妇女也跟着出去，农村就只剩下老人和孩子了。”
“农村耕地的抛荒面积，不会一点点增加，更是呈几何倍增长。如果外出打工的青壮年太多，留在农村的那些种不过来，抛荒面积将一下子达到红线。紧邻长三角的xx省，虽然政府公布的耕地抛荒面积不足1%，但据我获取的实地调查资料，抛荒面积很可能已经接近2%，甚至是更多……”
四位老师面面相觑，这个课题内容很大啊，都足够作为研究生论文。
如果宋维扬在论文里把解决方案补上，直接就是一篇博士级别论文，妥妥的。
是的，宋维扬只研究了现状，没有给出解决方案。但字里行间表达得很清楚，想要有所改变，就必须取消农业税。
孙教授问：“你论文中涉及到长江流域好几个省份，数据确切吗？你有实地调查吗？”
宋维扬说：“我花了15万元，组织了一个调查队伍。”
胡教授忍不住笑起来：“宋老板果然大气，我一年的研究经费还不如15万的零头。”
“胡老师说笑了，”宋维扬道，“回头我就给咱们社会学系赞助50万元。”
潘教授突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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