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五年春天，纽约。
闾珣三十五岁，在凤鸣投资公司已经做了十年分析师，从最基础的铁路货运数据整理做起，到独立负责航运板块的投资决策。
十年里他把母亲教给他的那一套供应链分析法用了无数遍——从铁矿砂到成品钢，从燃油补给周期到仓库租约期限，每一笔投资建议书上的数字都拨过算盘才签字。公司的同事都知道，闾珣签字之前在办公室里会安静片刻，那是在心里拨珠子。
这天下午，母亲把他叫到办公室。
于凤至坐在旧藤椅上，面前桌上放着三样东西：一把铜钥匙、那枚评审小组的旧印章、一本手写的公司管理章程。章程封面是她用铅笔写的四个字——凤鸣投资，下面是日期：一九六五年春。闾珣进门的时候扫了一眼桌上的东西，心里已经明白了大半。
“坐。”于凤至说。
闾珣在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窗外的哈德逊河上，一艘货轮正在缓缓驶出港口，汽笛声穿过玻璃窗传进来，低沉而悠长。阳光从西窗斜射进来，落在桌上那枚旧印章上，章面上的字已经快磨平了，边缘那个豁口还在——那是民国二十年秦皇岛仓库验货时被弹药箱磕掉的。
于凤至把三样东西往他面前推了推。
“保险柜钥匙、三签制印章、公司章程。从今天起，公司日常决策你来做——采购审批、仓位调整、人事任免，这些都不用再问我。重大投资仍然需要我联签。这是双签字制度的延续：申请的人和批准的人不能是同一个人。我立这个规矩的时候你还小，现在你自己要坐在批准人的位置上了。”
闾珣拿起那枚印章，翻过来看章面。字迹模糊，但还能看出“东北军需采购评审小组”几个字。这枚印章他从小看到大——小时候在帅府账房里看母亲用它盖在采购单上，后来在纽约看她用它盖在三签制的批准栏里。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把印章放回桌上。
“娘，什么才算重大投资？”
“你自己判断。”
“判断错了怎么办？”
“判断错了也是学习。我在你这么大的时候，已经在帅府查账查了十几年，照样有判断错的时候。民国十六年我进了一批棉花，价格压得低，但棉绒长度不够，纺出来的纱断头率太高，被服厂损耗比平常多了一成。程师傅验货的时候没说什么，只是在验收单上写了‘棉绒偏短，建议下批更换供应商’。他没说‘不合格’——那批棉花不是不合格，是性价比不高。我图便宜，忽略了损耗成本。那笔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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