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有“国民财富的总和”到底是啥玩意儿的铺垫。
才能引出“宏观上的无效劳动”的概念。
宏观上的无效劳动，又引出了发展工商业的必要性。
而发展工商业，最终又是为了让“定以后国民财富的总和”增加。
故而，刘玉把《国富论》断章取义，一截为二。
在大顺，留下了国富的定义。
在欧洲，推销了“优势”理论，不过是李嘉图修正后的“相对优势”而不是原书的“绝对优势”。
应该说，这种断章取义，才是最符合《国富论》原着精神的：国富是目的，为了达成这个目的，批判英国的重商主义政策，因为重商主义政策已经对英国的生产力发展有限制了。
精神内核在于“国富”，自由贸易只是手段，一种特定于当时英国政策的手段。
而刘玉把《国富论》断章取义，恰恰最贴近国富论的精髓：国富是目的，大顺现在需要的，是重商主义、殖民扩张、高税政策、国家强力、扩军造舰、依靠军事霸权取得商业霸权带动手工业时代的工业发展，这些资本主义是怎么来的精髓手段。这些东西，现在不但没有对大顺的生产力发展有限制，相反还极大地促进了大顺生产力的发展，也即达成了“国富”之目的。
这个第一点，是“写经”。
第二个关键点，就是：如何让人均粮食这个概念，有现实意义。
这算是“释经”。
简单来说，南洋的大米，能和甘肃算平均吗？算出来的平均，对甘肃有意义吗？
这在后世，当然压根就不是个问题。别说南洋的大米，就是东北的大米，也可以和甘肃算平均，而且有意义。
但在现在，这就是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连个从江南到京城的运河漕运都搞不明白、搞得天怒人怨，怎么可能配谈相隔万里的【人均粮食拥有量】这个概念呢？
时代，便是这种感觉。
一些时代习以为常的东西，在另一个时代，则是不可忽视的天大的事。
所以，在第二个关键点上，刘玉拿出来几样东西，来让这些相信了“经书”的人，看到了未来。
铁路，是第一个。
世界上此时的先发国家，都在拼命搞基建。
英国在修运河，因为英国适合运河。
法国在修公路，而且是靠劳役制度来修公路，这为将来法革后的一个统一的法兰西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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