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来说，这显然比配给制度更能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所以，在相对和平的年代，或者说，在敌国外患不是那么危急存亡的年代，货币的存在自然而然地就深入到经济活动中了。毕竟，单纯考虑经济层面的时候，同一起点的经济体与经济体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看谁的发展效率更高更快。”
黎华听着，忍不住又停了笔，抬起头，流露出担忧：“可是，我们现在仍然不得不实行部分的配给制度。”
“没错，可在这样的制度下，我们建国将近40年了，发展不是很快吗？都从一穷二白初步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了。”毕文谦依旧笑着，略有点儿循循善诱的味道，“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回到经济的本质——经济就是对物资的管理。那么，理论上，究竟怎样的效果，才是最佳的呢？如果先不考虑执行的难度，这其实也简单——把消费水平压缩到最基础而必要的水平，尽可能地把产出用于再生产、产业升级、科研，以及教育。所以，在现实中，发展经济的问题，在暂时不考虑对外贸易的时候，其实就是这么一回事儿：我们不得不使用一般等价物，也就是钱来明确资源的价格，趋利避害的个人在存在货币体系的环境下，必然会尽可能多的通过各种途径获取货币，以满足他直接的生活需求以及远期的规划，还有不时之需、突发事件的备用。在一个做不到绝对平均分配的确定的社会状态下，总有人有余钱，也有人过于贫困。过于贫困会导致生存都出现困难，自然也就无法良好的提升生产技能，而有余钱则意味着社会资源的闲置，并没有高效地投入经济发展中，即使存在投资的观念，大多数个人的投资眼光和格局也会在统计层面上呈现出一盘散沙的局面——这两方面，都显然阻碍着经济发展的速度。”
“黎华，今年你参加了大会，你大概也知道，政府领导倾听代表们的意见，普遍的反应是，工资太低，价格太高。这种意见，翻译一下，就是人民群众不希望继续延续现今的低消费状态。这固然有着价格双轨制的问题发酵加深了矛盾的客观原因，但人们主观上也的确希望改变了——谁叫领导们在85年左右一方面放任价格双轨制滋生的官倒存在，又一方面做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的论断呢？咱们政府的内部公信力在世界上都是数一数二的，你都说和平了，人民群众自然也就信了。既然将来会和平，那外部压力自然就没那么大了。没有了生存之忧，自然就要思饱暖了。”
毕文谦无奈地叹息了一下。
“无论如何，我们不可能重新纠正去强调说未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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