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二十五章新的架构（十一）
“所谓官吏，官吏官吏，作为起源于旧社会的词汇，都是政府工作人员，虽然分了品秩阶级，但在大多数普通百姓的概念里，官吏都是统治阶级，是一体的。然而事实上，在旧社会里，官和吏的差别，非常大。在汉朝，秩二百石以上为官，二百石以下为吏。而到了后来，基本是官要通过科举，讲求形而上学的理论和道德，权力也起码是所谓的百里之侯，而吏则不需考试门槛，选任也以实际能力为首要，既有地方主官是外地人，吏则是本地人的局面，也追求着所谓清官能吏的理想状态。这样的格局，在集权封建时代是必然的演变。因为那个时候的生产力水平，只能皇权不下县，县官就是中央政权向下的极限，想要务实，必须要有熟知当地利益结构的人，而这样的人，一旦有了名望，就有了造反小成气候的可能。所以，在时间演变中，吏成为了务实的角色，却又没有足够高的社会地位；官成了权力的代表，却又数年一考评一挪窝。如此，官吏之间，虽然外观一体，实则泾渭分明，来自地方体制内的分裂，就尽可能地消弭于萌芽之前了。”
“然而，以现代的眼光回头去看，肯定能看出问题：官有权力却难以深入基层，长此以往，不通实务就会成为普遍性问题；吏辛苦有能却缺乏上升途径，长此以往，自然会另作他想。所谓戏曲里的青天大老爷，一个原因就是官往往没有和底层百姓直接接触，也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阶级矛盾往往可以一定程度上掩盖；而关于吏的社会印象，那可就是另一番天地了——有权的官给了任务，下了压力，吏想落实政策，只能冷漠无情，更何况还打算在实务中分一口汤喝，这必然会和普通百姓的切身利益产生直接冲突。”
“古人并不都是傻瓜，这样的结构性问题，不可能历朝历代所有人都不懂。但古代的生产力就局限在那样的水平，相比安史之乱那样的体制内的造反，这种程度的社会矛盾，即使最终酿成农民起义，在统治者眼里，也不过是疥癣之疾。”
说着，毕文谦叹息地笑了，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无论如何，新中国建立之前，是民国，民国几十年并没有完成社会制度的实质性进步，国家绝大多数层面都多少继承着落后的满清封建时期的观念，或者说价值体系。时至今日，我们强调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是和千年来完全不同的统治方法。说白了，就是中央的意志和权威直接下到基层，这既是时代进步的根本体现，也是远远还没有全方位达成的目标。所以，在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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