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什么样的社会条件呢？那就是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当主流的社会生产方式从农村自然经济过渡到城市商品经济时，就会对这种皇权专制制度提出变革的要求，使中国跳出王朝更替的怪圈。商品经济的发展使社会生产分工水平提高，人们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提高，人们就会产生订立社会契约来调节社会关系的愿望。当社会分工到达一定的程度，参加社会分工的各个博弈方为了使各自的利益最大化，会自发地订立某种社会契约来保证社会分工得以有序进行。一旦城市商品经济成为主流的社会生产方式，参加社会分工的社会成员就会有结成某种社会契约并主动遵守的愿望，为调节社会关系而塑造的一个超然的公共权力（皇权）变得可有可无，相反不受制约的皇权为满足自己的私欲反而会不断地侵犯工商利益，建立一种对皇权实行限制的制度或是可完全代替它的公共权力成为历史的必然。所以说，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必然使皇权专制制度不可避免的遭到挑战，是使中国走出王朝更替循环怪圈的不二法门。除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会对皇权发出挑战外，文人的思想解放也会通过反思甚至颠覆维护皇权的意识形态和道德体系使专制松动甚至对其发出挑战，但这一般都必须要有一定的社会契机或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甚至是两者互动）。随着明朝中后期海禁的开放和近两百年的和平发展，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由于经济的发展使人民更加富裕，追求生活享受不再为最高统治者所专有。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使社会变得富有，更多的人民可以追求生活享受；另一方面，扩大社会消费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原来建立在短缺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主张灭人欲的伪道学已不适应变化了的经济基础，主张建立以承认一定程度上人的合理欲望为基础的新道德开始成为明末一些官僚的共识。与商品经济发展相关联，传统的以君主为中心的“以民为本”的治国思想也不适应经济的变化，一些基于人本主义的个性解放思潮开始出现。由于伪道学越来越不为文人所接受，在传统框架下的治学开始变得越来越空洞务虚，一些文人开始提倡实学致用的治学观以改变治学风气，东林书院的出现及主张正是符合了这种时代要求。由于社会道德观开始变化，专制制度赖以存在的伪道学变得越来越空洞，官僚集团道德水平急剧下滑，专制制度又不能提供有效的监督机制，政治腐败蔓延。对政治制度开始反思的思潮出现，有识之士提出，皇权是万恶之源。社会思潮的撞击反映在政治上表现为“党争”，明末的“党争”与以前的朝代不同，基本上还能只基于政见的不同，基本能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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