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层面显然要比大明内部士绅与佃农之间的压迫和反抗，要更加宏大，也更值得为之奋斗。
毕竟在这个时空之中，此时大明朝与塞北的蒙古诸部，以及与辽东的建虏后金国之间的斗争有着华夷之辩的背景，是汉人与蒙古鞑子以及女真鞑子之间的斗争，也就是说，是文明与野蛮之间的斗争，这样的格局岂不是比局限在内地，纠结于无地农民与士绅地主之间的斗争，也宏大得多了！
在军机处大半年的舍人生涯，让李信的眼界与见识大为开阔，而且在崇祯皇帝的刻意引导之下，也跟牛聚明、沈廷扬等其他十多个中书舍人一样，成为了一个朴素的华夏民族主义者。
虽然在他们的认识之中，并没有这样一个明确的概念，但是看待和处理问题的立场与态度，已经开始用以汉人为主体的华夏民族的利益来权衡了。
这在后世当然是一个人人都知道的常识，但是在遥远的十七世纪，即使当时已经开始走在世界前列的西方殖民列强，也还没有真正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
而中国人更是经历了辛亥革命，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直到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这期间倭奴日寇长达几十年的不断凌辱侵略，才总算是形成了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作为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才算是觉醒起来。
崇祯十七年之后，满清军队入主中原，而人口过亿的汉族人居然被人数不到百万的女真人征服，并且最终接受这个野蛮异族的统治，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民族主义意识的缺乏。
虽然自古以来就有华夷之辩，在一部分较早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人们心中也有华夷之防，但是放眼当时的整个天下，真正形成了这种民族主义意识和民族主义情怀的人，实在是少之又少，否则的话，人口如此庞大的汉族，又岂能被人数只有自身万分之一不到的女真人所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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