譬如朱翊钧所在的万历十五年，藩王已经彻底丧失了对王府内部官员的人事、考察及司法权。
除了言官之外，藩王王府的辅导官、就藩之地的地方官以及百姓也能告发藩王，明朝中后期，甚至时不时有王府官员欺凌藩王的现象出现。
但就整体而言，活跃于京城朝中的言官并不太敢肆无忌惮的攻击藩王，毕竟朱元璋定的祖制就在那里放着。
藩王的权力虽然已经被削减得再不复明初，但皇帝还是随时可以拿《皇明祖训》上的条例追究言官的责任。
至于藩王犯罪，那更是宗室子弟不可动摇的司法特权。
终明一朝，如无皇帝特旨，普通司法部门是绝不能缉拿、审问藩王的，更不用说是定罪了。
《大明律》中“八议”的第一条就是“议亲”。
藩王犯罪，法司要奏闻皇帝，不得擅自提审，在皇帝颁布推问的圣旨后，方才能开列宗室所犯罪状，及应得之罪奏。
然后又必须经过五军都督府、四辅、谏院、刑部、监察御史、断事官集体会议，议定奏闻皇上，方可定罪。
即使其罪当诛，也得谨慎言辞，仅云“准犯依律合死”，最终交由皇帝裁决。
皇帝必须当面询问藩王的违法行为，如果说确实属实，则还要与在外或在京的诸亲商议，最后才能定下判决结果。
当然《大明律》中的“十恶”，也就是谋反、谋大逆、谋叛、谋背本国、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和内乱，并不在“议亲”之列。
这就意味着，只要藩王的罪行不是直接威胁统治秩序，或者严重破坏伦常关系，就可以在法律上享受特别议处的对待。
而在古代，统治阶级一直视皇家颜面高于一切，除非是极特殊的情况，否则根本不可能允许司法部门插手皇家之事。
至于量刑原则，更是充分体现了儒家的“亲亲之义”。
《皇明祖训》中明文规定，藩王“虽有大罪，亦不加刑”，藩王犯罪，最重则降为庶人，轻则戒谕即可。
即使明孝宗、明世宗和万历皇帝都尝试着把藩王纳入《问刑条例》的犯罪主体之中，却仍旧秉持了《祖训》的量刑原则，对藩王处罚几乎没有或很轻，对下层宗室也仅是削爵革禄，或是圈禁高墙。
朱翊镠的特殊之处就在这里。
这回朱翊镠去南方，是朱翊钧下的明旨，言官即使对此不满，也不会真刀实枪地去弹劾潞王。
“议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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