迫南关，故而李成梁利用南关与建州联姻，以对抗北关。
关于这一点，浙商出身的龚正陆是看得相当清楚的。
如果辽东边将要从建州到抚顺的贸易路线上获取利益，那么辽东的贸易中心，则就要从北部开原转移到辽东南部的抚顺辽阳和沿江的镇江、中江。
这种使得辽阳抚顺和建州的贸易利益捆绑在了一起，使抚顺人和辽阳人获得了以往没有的贸易利益。
倘或这种转变能成功，辽东南部的将领便将攫取大量的马市贸易资源，与建州结成共同利益联盟。
这种利益联盟产生的经济效益之巨最终在万历三十六年熊廷弼巡按辽东之后被揭发了出来。
在熊廷弼所弹劾的将领之中，多是沿建州边界各堡将领，大多涉及到人参、貂皮等交易，足可见建州与沿边将领的贸易联盟关系之深。
这些受到弹劾的将领和势家，多与李成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后来的历史来看，这个贸易联盟对辽东形势的关键作用最早露出的端倪是在朝鲜战争中。
当时在朝鲜战争中，担任后勤供应官的镇江参将佟养正，手中掌握资源之丰富就令人讶异。
无论是鲜活农副产品的及时供应还是远道而来的贵重品，佟养正都唾手可得，而当时他的身份是宽奠副总兵。
其同族佟养性也以抚顺为贸易基地，与建州互相往来，富甲一方，最终二人都投降后金。
李成梁需要这份经济利益，所以他力保努尔哈齐，想利用建州来完成辽东贸易中心的南移。
因此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李成梁与努尔哈齐在经济上的立场是一致的。
而在晚明的朝堂，经济利益是除了圣意之外，对官场势力的最大保护。
李成梁并不知道朱翊钧是看到了历史结局的穿越者。
万历十六年的李成梁考虑的是麾下门生、部属和亲信的切实利益，辽东女真各部的势力制衡，以及与内阁辅臣交好的贿金本钱。
朱翊钧的旨意其实并无任何不妥之处，但他实在是低估了官场中人在经济利益上无比团结的决心。
而在“倒张”运动之后，李成梁更是在无形中多了一层不可言说的恐惧。
他知道倘或自己不能为麾下诸将以及内阁辅臣争取到这些经济利益，那么辽东官场一定会像之前朝廷抛弃其他张党成员一样抛弃他的。
即使皇帝原本对自己并无杀意，但墙倒众人推，若是李氏一族失去了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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