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者朱翊钧反对漕运而支持海运的原因相当简单。
因为大运河的开凿本身就违背自然规律，而在违背自然规律的情形下，朝廷维持漕运的成本极大。
中国地势西高东低，长江黄河等大河无不是自西向东发源于崇山峻岭，并最终汇入海洋。
而京杭大运河从杭州至北京则是南北走向，横跨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四大水系，跨越山峰、丘陵、平原等多种地形。
不仅南北落差大，而且部分河道如会通河段就存在严重的水源不足问题。
此外，会通河段还涉及将山东境内的数条河流一并汇入的问题，因此过洪过闸时经常需要人力拉纤，船夫水手无不深受其苦，出入关闸还经常有船只倾覆，动辄人船俱毁。
如果运河水位过高，修筑运河沿岸堤坝的费用可高达千万两，且河道狭窄仅能供单向行船，也增加了运输的成本。
且大运河本身在每年都有严格的过洪过闸期限，必须严格遵循，否则夏季汛期和冬季的冰冻期都会导致河道受阻无法通航。
而这些所有有形、无形的成本无疑都将转嫁到百姓身上，增加了农民的负担。
所以无论后世如何称赞大运河的伟大、如何称赞下令凿修大运河的君王，在朱翊钧眼里，漕运仍然是用百姓的血泪堆积而成的一种暴政。
朱翊钧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即使他成了皇帝，也无法发自内心地去赞美那一种“牺牲平民的伟大”。
即便这伟大是多么得巍峨壮丽，多么得千古流芳，朱翊钧都无法心安理得地去用大明百姓的衣食之本去成全那一份不知餮足的致君尧舜。
何况漕运本就无关尧舜。
大明王朝建立之初，本来实行的是河海兼行。
朱元璋为扫平残余北遁后盘踞于辽东地区的元顺帝的北元政权的残余势力，必须保存海路以作为平叛北元的重要手段。
但到了朱棣定都北京之后，至永乐十三年，朝廷正式罢除全部海运而专行漕运。
当然当时决定专行漕运的理由也是相当正当的，朱翊钧闭着眼都能数出那一二三来。
一是自永乐九年开始，朝廷重新开凿了元代以来早已经废弃不用的会通河，在很大程度上节省了百姓运力和庞大的海运耗费。
二是宋礼上书，认为海运相比内河漕运花费巨大，提出改为以河运漕粮为主的运送方式，并减少海运频率为三年两次，将江南富庶地区如扬州、镇江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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