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则下，几乎是难以复制的。
如果一个企业的控制权设置是通过“皇帝”的行政手段实现的，而不取决于资本结构中的资本比重，那么这种形式的企业控制权与资本结构之间的匹配关系实则并不吻合。
而一旦企业的控制权和资本结构服从于“明廷”这个政府，而不是商业利益本身，那么企业的内在机理必定将出现扭曲与变异。
尤其以晚明现实的营商环境而言，无论是“皇帝”还是“明廷”，商业资本都没有足够的力量去监督或给行政力量加以严格的限定与约束。
因此这种制度框架下产生的官商合作关系，则势必不被商人所看好。
只有已然在封建体制下同时获得实际政治权力与经济实力的皇亲贵戚，才勉强能有这个能力加入“皇帝”由行政手段所主导的海商贸易中。
这不是仅由朱翊钧一人“宽容开明”而能改变的，这是体制的力量，明朝如此，清朝亦是如此。
换句话说，如果范明是在努尔哈赤称帝后再去的独石口，他根本就不可能结识后金上层，甚至连四大贝勒的关系攀不上。
这就是封建体制它自身的缺陷。
“你们先起来坐下罢。”
朱翊钧缓缓开口道，
“朕没这么迂，南方海商不想赚这份钱，晋商、徽商、盐商也都可以嘛，北方也有的是会做生意的人。”
王伟坐了回去，端着一口气不敢看皇帝，这回换成郑国泰开口说话，
“漕运本就事关京都，商贾们个个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臣也无甚办法。”
朱翊钧疑惑道，
“这就奇了，真运砸了粮，他们自己的船难道不吃亏吗？既然他们自己也吃亏，这又哪里会来的‘过’呢？”
郑国泰顿了一顿，回道，
“吃亏是吃亏，但总没有损耗了国库粮食的‘亏’这样大。”
“这漕运白粮一向是由内阁、户部料理，司礼监经手的财储，那些商贾小民就是有一百个胆子，也不敢往漕运粮上打赚钱的主意啊。”
朱翊钧笑了一声，道，
“他们不敢打主意，那总有想打主意的人咯？”
郑国泰一怔，立刻就又要站起身来请罪，却被朱翊钧一手拦下，
“郑舅舅这话倒提醒朕了，明商暗官行不通，商贾们若没有根基，就只得任由朕的心意行事。”
“可他们也不能保证朕的心意一直是不变的，就连郑舅舅你也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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