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礼安千恩万谢地退下了，病势沉重的朱常治还是未能获得有效诊治。
张诚见朱翊钧对着手中的鸦喙钳发怔，唯恐皇帝一时糊涂，真教四皇子按洋人的方法去放血再止血，忙开口道，
“皇爷，既然四皇子瞧完了病，就让乳母将他抱回翊坤宫罢。”
朱翊钧这时其实是陷入了一场相当激烈的思想斗争。
朱常治是肯定等不到范礼安从欧洲带回西方新式医疗方法的那一天了，毕竟历史上的朱常治一个月后就已经出现在万历皇帝的口头讣告里了。
可要是就这么无功而返地将朱常治放回翊坤宫，朱翊钧心里却更不舒坦。
这不但是因为他知道“抱回翊坤宫”就等于“回翊坤宫等死”，更是因为一旦朱常治在与范礼安面诊之后依然死去，便代表着西医，也就是现在这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手段，正式地失去了一次在大明展现其科学威力的机会。
朱翊钧当然知道这种机会在国人迷信中医的晚明是多么难得，不信且看三百年后，清末彻底破除中医迷信，还是在伍连德用西医手段根治东北大鼠疫之后呢。
而且“以身殉医”这种光荣事迹在民国名人当中相当不少见，最有名的一个，就是被西医割错了肾的梁启超。
梁启超为了让国人舍弃中医，最后甚至拖着病体撰文为西医开脱，说自己这是个别病例，中国人绝不能因此而不信任西医。
现在朱翊钧也有这么个机会，朱常治反正是要死的，死在中药里或死在手术刀下，显然是后者能造成的效果更轰动一些。
更关键的一点在于，朱翊钧这一个受过科学教育的现代人，要他眼睁睁地看着朱常治，或者说大明的所有国人继续接受中医治疗，实在是对不起他作为一个现代研究生的科学素养。
科学素养同政治立场是不一样的，朱翊钧在是否要带领大明走向西方资本主义道路这个问题上尚且犹豫不决，但是他消灭中医的态度是十分坚决的。
这就好比虽然曾国藩和孙中山在改革大清还是推翻大清上存在着重大分歧，但是二人在彻底否定中医上的观点是一致的。
曾国藩知道儿子曾纪泽病危，依旧坚持叮嘱儿子不要去看中医，孙中山罹患肝癌，在当时的协和医院宣告束手无策时，仍然不愿服用中药。
而朱翊钧现在的条件比曾国藩当年还要得天独厚，曾纪泽是曾国藩的亲生儿子，而万历皇帝的第四子朱常治与现代人朱翊钧实际上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