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一听，当即叫起张诚问道，
“朕记得沈鲤于万历十二年冬才升任礼部尚书，其时距他任六部官不过两年，怎么现时便要引疾乞休了？上个月他上疏劝朕‘节用爱人’、‘财散民聚’，酌议减省供亿营建，朕也是好好地答了他，并没有给他甚么委屈受啊。”
万历朝重臣“乞休”之频繁，朱翊钧在现代研究明史时是见识过的，这种现象在有明一代实属罕见，甚至可以说是万历一朝的特殊产物。
总的来说，重臣乞休共有三种情形，一是疾病，二是被言，三是职业不得尽。
通俗而言，除了身体状况实在堪忧之外，乞休的重臣一般要么是在科道官那里受了弹劾，要么是在皇帝这里受了委屈。
按照明朝制度规定，受弹劾的官员应该自行请辞，但这一项制度和大明其余所有的制度一样，发展到万历朝就改变了它的初衷，成为了另一种君臣之间心照不宣的大明官场文化。
朱翊钧不大喜欢这种看起来彬彬有礼实则欲盖弥彰的官场礼节，中国人的处世之道向来就是这样，人敬我一尺就要多敬出别人一丈，不然就显得小家子气。
而一个人得人敬时就容易忘了原则这东西，真是可悲又可怕。
张诚见皇帝没有准允沈鲤请辞的意思，忙满面堆笑地回道，
“或许是因为沈尚书当真生了病。”
朱翊钧看了张诚一眼，道，
“沈鲤好官，奈何使去？朕昔年居于东宫时，曾命诸讲官书扇，沈鲤书以魏卞兰之进奉，悉陈大义，甚契朕心。”
其实朱翊钧能讲出沈鲤的许多其他优秀特质，比如他屡次劝谏万历皇帝崇俭戒奢，比如他拒绝为万历皇帝购买的珠宝捐俸逢君，再比如历史上的他还曾为民请命，在黄河中下游修筑了两道“沈堤”。
但是此刻的朱翊钧却都略过这些不提，
“朕最看重沈鲤的，是他为官供职屏绝私交，不轻易与人结党。”
“当年沈鲤任庶吉士，高拱是他的座主又是他的同乡，他却从未私谒拜访；后来他在内书堂任教习，黄锦因是他的同乡送礼给他，他拒不接收。”
“张居正秉政之时，曾约沈鲤于家宅同写奏折，他却以‘国政绝于私门’之由辞之；张居正病重时，满朝文武为讨好张居正，争相为之设坛祈祷，唯沈鲤独不往。”
“如此爱惜羽毛之良臣，朕自当敬之重之，他若当真生了病，趁着范礼安还没走，朕就派洋教士给他看病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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