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云也清楚，若是这些字句如数列入四库，只怕自己必遭惩处不说，就连这好不容易辑出的《旧五代史》，将来只怕也保不住了。”
“所以，二云踌躇再三，只好弃车保帅。他和我说，他之后不久，便将初次辑出文稿毁去，重新辑录了一份，这次便只好对薛史旧文，多有改易了，譬如原文只有戎字，若指的是契丹，便直书契丹。就连‘犯’、‘寇’诸字，也只得改为‘入’、‘据’……二云也告知于我，他所为此事，实在是无奈之举，眼下考据大兴，古本优于今本之理，二云又如何不知？可为了《旧五代史》能留于后世，他不得不如此了……他说，这书已经失传了一次，他不想因为个别字句的违碍，让这书再失传第二次……”（按：《旧五代史》辑录之初，于邵晋涵抄本中即有改动，武英殿本更多。但改字的问题，已于民国之时，由学者陈垣加以修正。目前常见的《旧五代史》版本，已不存在这个问题。）
阮元在京城多年，自然也知道乾隆因为忌讳，在修订《四库全书》之时，对违碍词句，往往有所改动（按：现代古籍整理出版，以古本为据，已是通识，只有全无古本可据，才会以《四库全书》本为据，故而现今流行的古籍版本，除非仅有《四库》孤本，已不存在《四库》改字的问题。）。故而也十分同情邵晋涵，问道：“那……难道先生便是因为此事，不愿再回京城了么？”
钱大昕道：“当日之事，也不只如此。其实不瞒你说，我仕官之事，之前是与你讲过的，那还是乾隆十六年，那个时候，皇上正当盛年，意气风发，凡所决策，无不圣明。老夫那时候，也是真心把皇上当做神明一般。可二十年过来，皇上年纪大了，疑忌之心，也与日俱增，民间生员，多有因诗句中偶有一二违碍之处，便被检举出来，定了大逆的。甚至有些诗句，看来并无不通，却也有人穿凿附会，说是悖逆之言……皇上他清楚，老夫绝无犯上之心，故而老夫写那《廿二史考异》，皇上从未过问。可这般寻章摘句，老夫……老夫也实在是心寒。想想二云勤于四库，本是为了存遗文于后世，不使先人之言湮没无闻，可现实却是……老夫想到这里，归京之心也就淡了，之后守制期满，也只闲居家中，在江南各个书院讲学为乐，京城却是不愿再来的了。后来因为遇见你和渊如，觉得你们或许可以挽狂澜于既倒，才与你们北上，想着再指点你们一番。”
想到这里，又不禁叹道：“皇上钦定正史，二十四部，可我只写《廿二史考异》，却是为何？只因这《明史》和《旧五代史》是国朝修订辑录，老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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