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只，低头吃了起来。
江琰看着他吃，嘴角微微弯了一下，没有说什么。
吃完馄饨，江琰付了钱，带着赵允承往城外走。
即墨城外是一片滩涂，退潮后露出大片的泥滩，几个渔民正在挖蛤蜊。
江琰走过去，蹲下身跟他们聊了几句，问了问今年的渔获，问了问潮汛，又问了问家里的情况。
渔民们显然跟他很熟，说话也随意，一边挖蛤蜊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赵允承站在不远处，看着这一幕。
在京城，他见过父皇听大臣们奏报，见过那些官员们战战兢兢地汇报政务。
但他从没见过哪个官员像江琰这样，蹲在泥滩上，跟一个满腿泥的渔民聊今年的收成。
这一刻，他忽然觉得，舅舅和京城里那些高高在上的官员们，是完全不同的。
江琰起身走回来，拍了拍手上的泥，看他一眼。
“想什么呢？”
赵允承回过神来，摇了摇头。
“没什么。”
江琰没有追问，抬脚往前走去。
“走吧，回去还有一堆公文要批。”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
赵允承渐渐习惯了即墨的生活。
跟着江琰巡街、查访民情，在县衙里跟着他批公文、理账册，有时去田间地头看农事，有时去海边看渔汛。
晚上回到住处，江琰有时会抽出一本书给他。
“好好看，三日后讲给我听。”
赵允承从这些日常里，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
不是经史子集里那些高远的道理，而是一个地方官面对实际政务时，最具体、最琐碎、最不起眼的那些事。
比如如何调配春耕的种子，比如如何平衡商税和民生，比如怎样处理两户人家的地界纠纷，比如如何壮大训练水师，加固海防。
甚至是官员之间的虚与委蛇，君臣之间的交涉，江琰都丝毫不会避讳他。
到底是自己的亲舅舅，换做旁人，哪会这般待他。
这也让赵允承切实领悟到此前父皇对他的教导，一份看似简单又普通的奏折，对地方百姓而言是多么重要。
有一回赵允承问：
“舅舅在即墨为官这几年，最大的心得是什么？”
江琰正伏在案上写一份文书，头也没抬，只说了一句：
“多走，多看，多听，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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