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历二年的春天，长安城的风沙比往年大。才进二月，隔三差五就是一场黄风，把坊巷里的尘土卷起来搅得满天都是，出门走一趟回来耳朵眼里都是沙。高念唐那几日不怎么出门，太医院和值房两边跑，路上被风呛得直咳，沈知薇把值房的窗缝用布条塞了个严严实实，又在屋里搁了一盆水，说这样风沙进不来。
那天午后他正坐在窗台前面看方子。窗台上那盆老薄荷被风吹得叶子耷拉下来，叶缘焦了一圈，他拿剪子把焦边修了修，又把花盆往里面挪了挪躲开窗缝里渗进来的风。正修着，门外响起脚步声，一个穿边军号衣的驿卒站在门槛外头，满身满脸的灰，手里捧着一只皱巴巴的信封。
“高将军的信。”驿卒把信封递上来，行了个军礼就退下了。
高念唐接过信封。那信封是用粗麻纸折的，边角磨得起了毛，面上沾着几块泥点和深色的汗渍，封口处用一枚火漆印封着，印纹模糊得看不清图案，但能摸出来上面刻的是一个字——放。他用小刀挑开火漆，抽出里面的信纸。信纸只有一张，折了三折，展开之后皱巴巴的，像是被人揣在怀里赶了很远的路。
字写得比从前硬朗了许多。一笔一划都撑着架子，横平竖直，撇捺之间带着一股子力度，像是写字的人手里攥着的不只是笔，还有别的东西。高念唐看那笔迹，想起程放小时候在院子里拿树枝在地上练字的模样——歪歪扭扭的，一个字占三个字的位置，程怀默坐在藤椅上看着，也不骂，只说“你把字写小一点，省点地方”。那孩子在爷爷面前梗着脖子不服管，背过身去在泥地上写的时候，倒是一笔一划地认真着。
他展开信纸，凑着窗缝里透进来的天光读下去。
“高伯：程放不负爷爷所托。上月在雁门关外，我带三百骑突袭突厥粮道，斩首二百级，粮草一把火烧了。将军说战后给我请功，我说不用，问我爷爷活着的时候怎么教我打仗的——我说我爷爷没教过我打仗，他教我做人的道理。将军问什么道理，我说活着回来就是本事。”
信写到这里停住了。后面还有一行，字比前面小了一些，像是写到最后力气不够了，或者是不好意思：“高伯，我爷爷当年跟您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
高念唐把信纸翻过来看了看背面，背面是空的。他又翻回来，把那两段话从头到尾又读了一遍，读到“活着回来就是本事”的时候，手指在那一行字上停了一息。信纸的质地粗粝，他的指腹摩挲过那些墨迹，感觉到笔画落纸时的力度还留在纸面上，像是写字的人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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