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朝鲜国是自发走到这一步的，其实权哲身和孟松麓倒也不至于弄成鸡同鸭讲，根本讲不通的程度。
大顺这边的改革派，或者叫托古改制的复古派儒生，对正常发展出现的种种问题，是可以从历史中寻找痕迹去理解的。
也就是说，即便孟松麓说的东西，权哲身不懂；但权哲身苦闷的思索，孟松麓能懂，因为曾经经历过，至少也能从天朝这边的史书上读到。
可偏偏，大顺的资本主义萌芽和工业革命，摧毁了朝鲜国正常的、自发的历史进程。
朝鲜国现在面临的问题，尤其是苏南纺织业革命和仁川开埠之后，对朝鲜国士大夫聚集区汉城周边农村的冲击，是被外部力量催动的。
这些东西，孟松麓是无法切身感受的，也是不可能从史书中找到类似案例的。
他就算翻遍史书，也在过去找不到“本国手工业被外部力量冲击”的故事啊。
和东北的情况看着有些像，但又完全不一样。
大顺对东北的开发过程，是资本直接从零开始的塑造。东北之前即便有移民，但因为气候、环境、土地等因素，男耕女织小农经济都脆弱无比，资本一冲即破。
朝鲜国的情况就完全不同，旧制度很坚固，从李成桂到现在已经数百年了。
东北算是平地起高楼；朝鲜国则属于是城中村改造。
以朝鲜的实物税来做例子，就可以很明显地理解朝鲜国和大顺之间的巨大不同。
比如朝鲜国的军布，其实就是一种实物税。
农兵合一制，转为常备军制，肯定得加税。
要养兵。
养兵得穿衣。
穿衣得用布。
布得靠交税。
不服兵役就交税、纳布。
根据黄宗羲定律可知，因为这玩意儿是按照人头收的，必然导致大量的底层选择投效贵族士大夫去逃税；以及贵族士大夫必然隐匿人口。和明朝的投效、诡寄问题都一个道理，然后这些税都压在了社会中坚力量的良丁头上。
然后，必然社会矛盾激增。
再然后，旁边就是个宗主国庞然大物，农民起义推翻是不可能的。
那么，就只能是自发尝试改革。
改革嘛，经济情况就是这样，改来改去无非就那几样。
摊丁入亩。
摊亩入丁。
士绅贵族优免。
士绅一体纳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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