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句话说，皇帝加派辽饷，就是以朝廷抽派的权力减去地方的“腐败税”。
有了杨嗣昌的这番理论支持，崇祯皇帝又另外征求了内阁的意见，在获得内阁的赞成之后，崇祯皇帝才拍板定案，加征练饷。
结果辽饷一晃征了几年，原来企图解决的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加重了。
官军照样无能，清军反倒越来越强，李自成更由战略性流窜转为战略性进攻，正从西安一路向北京进军，而支持辽饷的杨嗣昌本人也在与张献忠的作战中失利自杀。
直到崇祯皇帝上吊自杀前的二十多天，有一位科道官写了份奏疏替皇帝检讨了一下过往政策，认为征加辽饷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祸国殃民的闹剧。
幸亏杨嗣昌当时已经为国殉职了，倘或杨嗣昌不死，皇帝也一定该追究他提议征加辽饷的责任。
当时崇祯皇帝看了那份奏疏之后，为此同当时的内阁辅臣蒋德璟吵了一架，结果是蒋德璟引罪辞职，崇祯皇帝也取消了练饷。
倘或从帝王史观来看，崇祯皇帝无疑是值得被同情的。
他刚登基的时候只是被底下人看作又聋又瞎，不想当了十七年皇帝，最后在大臣们眼中成了一个是非不分的低能儿童。
朱翊钧虽然承认皇帝大多是个聋瞎人，但他也不愿被大臣当作患有认知障碍。
不过从平民的视角来看，崇祯皇帝任由官僚搜刮了巨量白银也还是没为朝廷练出兵来，反倒把天下百姓全部推到了反贼的那一边，确实属于自作自受。
在一个农业社会中，土地和人口是密不可分的两种社会因素。
一般而言，田地负担越重，苛捐杂税越多，田地就越不值钱，放弃田地的流民就越多，粮食就越种越少，饥荒就越来越严重。
倘或再加上封建社会的属性，影响土地价格的因素，还要添上皇帝的好坏和贪官污吏的多少这两条。
换句话说，土地价格可以近似地看作官府对百姓压榨程度的浮标，官府压榨越狠，土地价格越低，流民就越多，反贼的队伍就越壮大。
而经过崇祯皇帝的四次加征辽饷之后，明末的土地在顾炎武的书中是这样的价格，“民田一亩值银七八两者，纳饷至十两”。
即总共值银七八两的地，朝廷要求收缴的税收就多达十两，将近土地本身价格的一点五倍。
这种情况下，地当然是不能要了，因此明末农民即使是没有遭受灾荒的，遇到这样重的地税，也纷纷弃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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