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成为反贼队伍的一分子。
于是崇祯皇帝的加饷平贼成了一种反向效果，皇帝筹饷的规模和努力越大，百姓迎“贼”就越踊跃，“贼”也就越多。
而百姓投了贼，饷就更没处征了，相当于皇帝一个根本不能实现的空头政策为大明换来了更多的敌人和税基的永久消失。
人逃走了，地也荒了，官吏和军队的数目却越来越大，这就致使地方官更加严厉地催逼那些尚未逃走的农民，把他们也连带着逼跑。
官府的税费一征再征，却仍然严重拖欠军饷。
士兵们被迫卖命打仗，却又缺粮断饷，抢劫起来自然理直气壮，将校们碍于许多把官兵逼反的先例也不敢真管。
于是在大明开国之初让朱元璋洋洋自得的“养兵不费一钱”的百万大军成了横行天下的百万豺狼饿虎，就此产生了一个极为恐怖的恶性循环。
朱翊钧的幸运之处就在于他穿越到了万历前期，而不是崇祯后期。
他坚信只要能将经济上开海，政治上民选这两项政策成功推行下去，一定能打破封建王朝“三百年更替，七百年强盛”的历史规律。
也正因为朱翊钧还有时间和余地，他的“民推吏”政策也跟他在云南的玉米番薯实验田一般，都属于他这个普通人皇帝对于帝国体制的小心试探。
朱翊钧对“民推吏”的预期其实是不怎么高的，他也不指望就这一项政策就能让全大明的男丁都抢着去养马，全大明的流民都抢着去登记户籍。
他只希望这项政策能让大明的马户有一点话语权，能减缓一些马户的负担，能让全天下的流民对朝廷对一点信心，那就足够了。
即使这项政策或许在某一天成为了官僚的另一套官样文章，朱翊钧也觉得百姓能听到皇帝说出这样一番漂亮话，总比甚么都听不到来得好。
无数历史经验证明，漂亮话对安抚人心大有作用。
同样是饿肚子，心里以为饿得对，饿得公道，就可能缩在家里等死，倘或心里以为不公道，就很可能骂一声娘，然后出门成了反贼。
这就像“反贼”李自成变成“闯王”李自成之后，便不再像一开始那样必要大肆抢掠一场，而是改为派“贼”防守，并且严禁劫掠扰民，以笼络民心。
由此可以看出，漂亮话确实可以当枪用，用好用坏且先不论，但终究是一样武器。
为了让这件武器发生它应有的作用，朱翊钧连着召见了内阁几日，专为此事议定详细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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