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及喘口气。四月初一，正德皇帝突然召开阁部大臣会议，所议的议题保密。这一次还增加了军机处军情部门以及廉政公署的主管列席会议，这让人意识到朝廷发生了重大的事件。
令人奇怪的是，正德皇帝的宠臣锦衣卫左都督钱宁这次却没有列席会议的资格，这越发让某些嗅觉灵敏的官员意识到了这次内阁会议不寻常。果不其然，很久没有出现在公众场合的老太监王玉突然奉旨参与会议，他择齐王奏疏之要诵读了一遍，主要内容就是齐王推动《权利法案》，对国家权力机关进行全面改革，说白了，他打算从现在开始，慢慢的把国家体制推向君主立宪的方向。
这段日子朱厚炜一直通过电报，跟各地情报机构联系，尤其是对各地富商情况做了调查。从汪直的案子里引申出一系列的问题，朱厚炜闻到了一种危险的信号，那就是国内有一个阶层在慢慢的壮大，尤其是在江南，表现的特别明显。
根据廉政公署报告，江南一些士大夫开始和一些财大气粗的富商勾结在一起，官商勾结，开始形成一种新的利益集团。如果不未雨绸缪，恐怕会开历史的倒车，演变成《盐法》诞生之前那种情况。这次他意识到，是体制出了问题，到了不得不改的时候了。
自从朱厚炜在大明推动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后，传统的农业经济取得了很大的发展，这一时期显著的特征是，随着海贸的发展，大明的纺织业在江南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也成就了一部分有远见的人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虽然现在的吏治比过去好了很多，但沈万山的前车之鉴让这些富商害怕失去财富，害怕成为下一个沈万山。
为了自保，从弘治十五年开始，一些江南从事海贸富商，比如丝绸厂，棉纺厂的东家主动拿出大量的资金开始办学，一方面培养自己家中的子弟，另一方面，特意资助那些学习成绩不错的学子，培养双方的感情。经过十多年的坚持不懈，现在已经初见成效。这些学子中间有不少人成为了基层官员。在不知不觉中，朝廷官员里面有了这些大商人大资本家的代言人，可以想象不久以后，在朝堂上终将会有人替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
因为这比种田赚的大，大量的农民开始进厂务工，进而为工商业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国内市场扩大了，财富也随之增加了，新的资本导致农村也逐渐产生并且随之出现了一个不断壮大的农业资产阶级。同时国内工场手工业也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大大加强了富裕阶层和新贵的势力。
事实上，进入正德年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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